老家的水井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的井多,村里的,村外的,有水的,无水的,加在一起,几乎每家都有。 我们村子地处万安山北面,村子的东南和西南有两个凸出的青石岗,它们一直延伸到村庄的下面,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地下水升不上来,而地表水下沉到三十米左右时,又透过下面的一层沙石层跑掉了。所以,遇到干旱年景,这些井大多是干枯的。 我记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先是修南沟水库,后来在村边及地头又挖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用以蓄水的水屯子,当时虽然也发挥过一点效益,但天不下雨,仍然不起作用。村里平时人畜吃水,都得靠一条钩担、两个水桶出村去担,把周围的村子都跑遍了。夏天有时天气晴好,就两三家合在一起,用粗绳子把大点的孩子捆扎好,带上水瓢系到井下,上边用镜子(利用太阳)打着光,把下边偏坑里的水盛到桶里绞拉上来,每家分上几桶。我在十几岁时就多次做过这活;在井下,周围阴森森的,井壁上滴下的水珠掉到脊梁上凉飕飕的,落到水里啪啪的响,只有镜子反射下去的一小块地方有亮光,当水桶上升挡住光亮时,我一个人——而且是未成年人,在数十丈深的井下,身子贴着湿漉漉的井壁,听着单调的辘轳声和滴水声,只觉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心里发虚,头发都会乍起来,可怕极了! 在上个世纪的大集体年代,春天栽红薯是用水最多的时候,队里的青壮年都要去担水;在南边的岗上种红薯,得去北边的村子担水,往返一趟十多里,半天跑四趟,过秤论斤记分。 一九六九年村里恢复党支部以后,我任村支书,决定打深井,第一次用大锅锥,靠人力推,技术员是邻村的,打了几个月,连打两眼都是无水的干井;第二次用土办法,由我父亲带领几个不怕死的人下去打,遇到塌方的地方,用竹篦子固定后接着干,打了八十米,仍不见水;第三次是叫来了县里水利局的打井队,用的是150型冲击锤,花了不少钱,先后换了两个地点,还是失败了。我父亲和几个老年人又提出,到村北沟里打串井,每个生产队打一眼,四眼井在底下串通(这样存水量大),上边沟边挖了个二十来平方、深四米的水泥池子,用抽水机把井水送上去。虽然离村子二里多远,但基本上解决了村里的人畜用水。 一九八五年,村里新任的党支部书记多次到乡县反映,筹集资金,请来井队,改用较好的螺旋式钻机,花费了一年半时间,终于打成一口一百八十米的深井,村里第一次吃上了卫生、甘甜的矿泉水,我曾为此事竖了块纪念碑,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无水的艰难情形;可惜被他队里一家闹派性的无赖砸去了碑上他的名字。历史的功过不容抹杀,我在去年送市档案馆永久收存的《魏氏族谱》里载有碑文的原稿。 今天,当大多数的人们(尤其是城里人)轻松地拧开水龙头,或洗衣、或淘米、或刷地板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过缺水的困惑及取水的艰辛!那个时代已经伴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一去不复返了,农村大多数的旧井、枯井已经被填平,消失了;那个时代的经历者也在一茬一茬的故去,下井舀水的故事对于现在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就像是既陌生又遥远的天方夜潭,荒唐而又不可思议!但在我们及我们以前出生的这些人心中,却是永远的痛,是再也抹不去的人生经历,是一道永存的记忆和印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