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河》不是“湖南民歌” 到底弯了几道弯？

山石寺各

撩开《浏阳河》词曲作者神秘面纱， 解读徐叔华15年的《浏阳河》署名维权官司，探寻《浏阳河》著作权纷争始末……

《浏阳河》不是“湖南民歌”

到底弯了几道弯？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哪，出了个什么人，领导人民得解放，啊依呀依子哟 ……”

一首具有浓烈湖南乡土气息和湖湘花鼓风味的歌曲《浏阳河》唱响了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然而，《浏阳河》自问世以来，其间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曾被当作“湖南民歌”传唱，作者无从考证。其实不然，当大家陶醉在《浏阳河》优美的旋律同时，却不知道词曲作者为了《浏阳河》的署名权已经打了15年官司，昔日同窗琴瑟失和为《浏阳河》闹上法庭；也正是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让出版界掀起了一场看似凶猛的波澜，更搅得一些出版社焦头烂额。说起《浏阳河》这首歌曲的前世今生，不仅弯出了几多风光，也弯出了几多故事。

撩开《浏阳河》词作者的面纱

“1950年，我创作了一个歌舞小剧本《双送粮》，《浏阳河》就是这个剧本里的一段歌词，而曲调套用的是京剧《小放牛》。当年的歌词只有两段，第一段：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出了个什么人世界把名扬？第二段：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主席世界把名扬。”

2010年盛夏，80岁高龄的徐叔华老人提及56年前的事情，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短暂的沉默后，徐叔华老人打开记忆的闸门，为《广播歌选》记者讲述了《浏阳河》创作的前前后后及坎坷曲折的维权路。

“我是湖南长沙人，1931年出生， 19 49年9月到湖南省湘江文工团工作。”

1950年9月，湖南省湘江文工团土改工作队来到长沙市东郊浏阳河畔的黎托乡，一边帮助农民土改分田，一边创作反映农民新生活的文艺作品。

当年19岁的徐叔华有一副好嗓子，爱唱民歌。来农村土改每天劳动，文工团的小伙子喜欢在傍晚跳进浏阳河洗个澡。浏阳河水清澈柔滑，徐叔华突然有所悟，说：“浏阳河不晓得弯了多少弯，才把这么好的水送给我们洗澡哩!”这是他对浏阳河的最初感受。

“当时我在浏阳河进入湘江的最后一道弯前，整整干了一天活，到了晚上，就和当地的农民们一起跳到浏阳河里，把整天的疲劳劲儿全消除掉，灵感也就上来了，‘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出了个什么人世界把名扬’, 在当晚回住处的路上，《双送粮》的第一段词就诞生了。”《浏阳河》的创作有太多的细节让徐叔华回味。

“15分钟的《双送粮》是我的第一个作品，而曲调套用的是京剧《小放牛》。由于小剧本充分地发挥了湖南花鼓戏载歌载舞的特点，生活气息浓厚，再加上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感情真挚，很快就受到民众的欢迎。”

1952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双送粮》出了一个单行本，并署上了徐叔华的名字，肯定了他作为编剧的地位。

探寻《浏阳河》曲作者的“弯弯曲调”

　

1951年，《双送粮》演出小组来到武汉参加中南区选拔赛并顺利入选。但是主持者要求将《浏阳河》曲调改换一下，因为剧中其他两个唱段用的是湖南花鼓戏腔调，京剧调的《小放牛》夹在其中实在不协调。徐叔华没有参加此次演出，所以换曲的任务就交给了乐队指挥朱立奇。朱立奇选用了湖南花鼓戏《田寡妇看瓜》中的《送瓜调》，并改动了原曲的节奏，将慢四拍改为快二拍。民乐伴奏齐芝田灵感闪现，拉出了欢乐的过门，完成了乐曲的衔接。使改编的曲调表现出欢乐的情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湖南花鼓戏《田寡妇看瓜》，作曲是长沙市工人文工团的唐璧光。那个小剧写的是青年农民秋生，自幼父母双亡，生活无着，常到田寡妇的菜园偷瓜。建国后土改，他分得了土地，自食其力，决心重新生活，将种出来的瓜还给田寡妇时有这样一个唱段：“田大娘，细听我来讲，如今的世界大不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

　　1951年5月，《双送粮》被选调到北京参加会演，并于22日晚上搬上了中南海的舞台，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从此《双送粮》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向全国播放，由中国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在全国出现了一股上演《双送粮》的热潮。

1952年10月，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陈迪找到徐叔华，联系出版《双送粮》文学剧本和乐谱。徐拿出了文字稿，又找朱立奇要音乐资料。这就涉及曲作者的署名。朱立奇曲作者写为唐璧光一人。《浏阳河》的对答全歌如下：

第一段：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出了个什么人世界把名扬?第二段：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主席世界把名扬。

历史总是以悲喜剧交错的方式进行着，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一场“反右”政治运动中，唐璧光和朱立奇、齐芝田都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强迫劳动，词作者徐叔华罪名稍轻，被划为“中右”，但仍被开除党籍，从此开始了他们各自的不幸命运，他们的署名自然就看不见了，《浏阳河》以“湖南民歌”的名义继续流传着。

唐璧光的命运异常悲惨。1957年8月，被划为“右派”受到监视的唐璧光接到电报，妻子难产。他偷偷翻越高墙而出，星夜奔赴家中。到家时，妻子已产下一个男孩。但是他无法享受初当父亲的欢乐，天不亮就赶回长沙。不久，他被关押到洞庭湖劳改农场，饱受苦难煎熬。1970年，唐璧光被遣送回原籍湖南东安县，他在师母家中找到了13年没有见面的儿子。孩子身有残疾，拄着拐杖。妻子已经离去，唐璧光从此带着儿子相依为命。

解读《浏阳河》的版权纠纷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依法治国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经过调查，《浏阳河》的词曲作者的“右派”问题全系子虚乌有，他们恢复了名誉，也恢复了在自己作品上的署名权。　1979年9月1日，《湖南广播电视报》第一次公开在媒体上重新为《浏阳河》署上了徐叔华的名字。

1990年，《浏阳河》作者向湖南省文化厅提出了《浏阳河》的著作权问题。湖南省文化厅政策法规室于1992年11月8日向国家文化部政策法规司递交报告：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歌曲《浏阳河》的署名，从很早时候起，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一直称为“集体创作”或“湖南民歌”，文化部向广大公民推荐的曲目中，也将《浏阳河》署名称为“湖南民歌”。现在，有很多的音像出版社都以这一署名方式大量出版发行《浏阳河》这一创作歌曲，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

为了结束这一侵权状况，根据当事人的申诉，我们查阅了部分历史资料，在走访和调查部分知情人后，确认《浏阳河》应以下列方式署名：作词：徐叔华，原曲：唐璧光，朱立奇、齐芝田等集体编配。 根据以上实际情况，请文化部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浏阳河》的创作者予以证明，并请公告。

这件公函代表了当时湖南文化管理部门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1990年9月7日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于1991年6月1日实施。

　1992年，离休的徐叔华来到北京，和在中国歌舞剧院工作的大儿子徐瑛一起居住。当时徐瑛逛商店的时候，买回一盘由上海唱片公司出版的畅销影碟《红太阳》，回家一看，《浏阳河》署名是“湖南民歌”，没有署徐叔华的名字。徐瑛建议父亲就这个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

　　在儿子的建议下，徐叔华迈出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一步，他决定拿回属于自己的著作权。

　　徐叔华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他拿着1952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双送粮》单行本和一盒磁带找到了国家版权局反映自己的情况。很快，徐叔华的问题得到了重视。1992年，湖南省文化厅正式发文认定：《浏阳河》的署名应为徐叔华作词，唐璧光原曲，朱立奇、齐芝田等集体编配。“丢失35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手中了 ”，为此，徐叔华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

　　1994年5月，国家版权局为纪念著作权法实施3周年，与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场晚会。徐叔华和《浏阳河》的曲作者唐碧光接到了该晚会的入场券。

　　“那个场面我太激动了，当时，有位演员唱了《浏阳河》，唱完后，主持人肖晓琳走到台上，她说，今天，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也在现场，并把我们两个人请了上去，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浏阳河》的词作者出现。”没有想到的是，徐叔华的“激动”没有持续过多的时间，他便深深感受到了现实对他的嘲弄。

　　以为重拾《浏阳河》署名权的徐叔华在随后的几年里，发现市场上有95种歌曲集、700多种音像制品都选用了《浏阳河》，然而为词曲作者署名的只有1%，余下的99%有将《浏阳河》署名为“湖南民歌”的，有署名为“佚名”的，更有一些署上了别人的名字。

　　这种情况让徐叔华始料不及，“我开始给侵权的出版单位去信，向他们说明情况。”徐叔华说有的出版单位态度非常诚恳，向他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然而，更多的出版单位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

　　1996年的隆冬季节，65岁的徐叔华骑着自行车按约好的时间来到一家出版社，就《浏阳河》的署名问题进行交涉。那天下着大雪，他骑自行车到达时已是中午。对方说好派人到传达室来接他，可他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有人来接。再打电话，对方又说吃饭去了。回到家里，由于天冷加上心里窝火，徐叔华病倒了。儿子徐瑛一怒之下就支持徐叔华去法院起诉侵权单位，这是徐叔华第一次拿起了法律武器。

从此，依法维权成了徐叔华退休后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说句实话，我们打官司是得不偿失！”徐叔华的妻子邓序鸾女士无奈地说。徐叔华虽然是每战必胜，可有些侵权赔得很少，“有一次我们只获赔了500元，官司赢了但赔了钱，不过能讨个说法，赔点钱也舒坦。”

讲述自己十年的艰辛维权经历，徐叔华的语调好像很轻松，电话机的一端总是传来一阵阵开朗的笑声，但熟悉徐叔华的人知道这笑声背后的艰辛是难以想像的。

为了给《浏阳河》正名，向侵权方“讨个说法”，多年来，徐叔华几乎将自己的退休工资全部用来购买收录有《浏阳河》歌曲的书籍和音像制品。无论到哪个地方，“去新华书店和音像店转转”成了徐叔华的习惯。

徐叔华已经打了20场官司，被告有出版社，音像出版公司，地域范围从内地到香港。“老伴觉得花了这么多的钱，打了这么多官司，官司好像是越打越多。我只好安慰老伴说毕竟打一个少一个呀。”

   过去15年间，徐叔华获得的赔偿总数还不到15000元人民币。收支相抵，没有结余。用徐叔华自己的话来说，他更是为中国人的版权意识觉醒而打官司。今天的徐叔华已经80岁，大部分法律诉讼事务要由儿子来处理了。

进入21世纪，徐叔华继续置身于《浏阳河》著作权诉讼的前端，问题还涉及“文革”期间原歌词从2段扩展到5段，徐叔华是否享有所谓“5段词”《浏阳河》的著作权?根据徐叔华保存的创作原稿，可以判断他本人就是新扩展歌词的作者。

熟悉徐叔华的人认为“老头很倔”，用朋友的话形容“为了一首歌15年打20多场官司，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依法维权，从此成了徐叔华尤其是他退休后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说，创作作品很重要，但是，要是作品没有法律或有法律也得不到法律保护的话，作者就会失去创作的积极性，最终损害的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我个人并不需要你的报道，不要你来采访我，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名利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我之所以不断地打官司，一天到晚给侵权单位写信，只是侵权现象太多了，我为自己着急少，为他们着急多，咱们国家都加入世贸组织了，就得遵守国际游戏规则，我现在告他们侵权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警醒。”

　　

山石寺各

昔日同窗琴瑟失和《浏阳河》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熟悉的旋律穿透几代人的岁月，回荡在历史的每一个角落。经传唱一时的《浏阳河》，很多人都以为是“湖南民歌”。没有想到两位曾是同学的离休干部却为它的著作权打起了官司。
1995年，湖南省永州市文化馆和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的两位离休干部却为这首“民歌”的著作权打起了官司，案情扑朔迷离，官司一打就是五年，真不知《浏阳河》“弯了几道弯”。
唐璧光和被告朱立奇曾是长沙音专的同学。毕业之后，虽未在同一单位工作，但朱曾多次在唐编排的剧目中扮演角色，可谓“神交已久”。而今二人皆已垂垂老矣，不想却为《浏阳河》的著作权而琴瑟失和，打起了官司。
1995年3月，唐璧光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诉称：《浏阳河》这首蜚声中外的歌曲，其曲谱系其于1949年在长沙市文工团工作时任导演兼作曲的长沙花鼓戏《田寡妇看瓜》中的第四曲———“秋生送瓜”的唱段。1951年，湖南省湘江文工团的小歌舞剧《双送粮》进京演出，原中南文化局在审查该剧时认为，剧中第三曲使用全国通用的曲调“小放牛”缺乏湖南地方特色，应换个湖南风格的曲子。经当时的演出团负责人储声虹与大家商议，遂由朱立奇（时任该剧指挥兼司鼓）将《田寡妇看瓜》中秋生送瓜唱段的音乐，原封不动地移用到了《双送粮》中的第三曲上。《双送粮》进京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其中从唐璧光作移用过去的第三曲随即传唱开来，这就是著名的《浏阳河》。
为了确证这一事实，唐璧光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195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双送粮》上清楚地印着“唐璧光曲”。第二，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创作歌曲选》在选入《浏阳河》时，再度署名“唐璧光编曲”。第三，1986年，湖南省著名音乐家、花鼓戏剧国家一级作曲家欧阳觉文曾在《人民音乐》杂志上撰文呼吁为唐正名；第四，1993年长沙市西区人民法院曾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明确维护了唐对《浏阳河》的著作权；第五，1994年，为纪念著作权法实施三周年，国家版权局曾举办以“太阳的权利”为主题的文艺晚会。该晚会演唱了《浏阳河》，且在节目单上印有“曲：唐璧光”字样。
至于该曲曾一度署名为“湖南民歌”的问题，唐认为那是由于他当时正遭受极左迫害的缘故。
然而，1993年，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行的录音带———“历史的回声”中，朱立奇改将唐璧光署名为“原曲作者”，而朱立奇自己则成了此曲的“改编”者。“更有甚之”，朱于1994年4月在《广东商报》上发表题为“谁是《浏阳河》的作者”的文章，称《浏阳河》系其“一手炮制”，而唐“根本没有参加”。又说：“唐先生因历史问题，从肃反起挨整，反右中又加码劳改，尽管《浏阳河》如此署名，并没有人认他的帐。”
唐璧光认为，朱立奇的这些做法，“大有‘夺权’之意”，“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他本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伤害”，遂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其著作权，向原告人赔礼道歉，并赔偿其侵权行为给原告人造成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
朱立奇在应诉的同时提起反诉。在答辩书和诉状中对《浏阳河》的创作过程做了具体说明。他认为，《浏阳河》的音乐是其根据全国流行民歌《小放牛》及唐璧光《秋生送瓜》唱调两曲的音乐素材，结合《双送粮》歌舞剧的剧情和人物感情改编而成，是其本人和齐芝田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唐璧光并没有参加《浏阳河》的创作，因此不享有《浏阳河》的著作权。对其提起反诉，要求法院确认反诉人对《浏阳河》的著作权，责令被反诉人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等等。朱立奇在反诉中提供了当时在创作现场的储声虹、姚涤新、齐芝田、詹仲坤、龚业珩等五位《双送粮》剧组成员，以及《双送粮》剧目组织者原湘江文工团团长刘斐章、副团长铁可等人的证言。
　一审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1997年8月和1999年11月先后两次开庭审理此案。
1999年12月，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终于下达了一审判决书。判决书基本上采纳了唐璧光所提供的证据，朱立奇输了官司。
对于一审判决，朱立奇表示不服，月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合议庭于5月10日审结，并下达了判决书。终审判决多处推翻了一审结果。在著作权的认定方面，终审法院经过调查认为，《浏阳河》音乐确系从唐璧光的送瓜调移植而来，但由于二者剧情的区别，朱立奇等人根据《双送粮》的剧情要求进行了编配加工，嵌进了间奏过门，变动了原曲的强弱秩序，使《浏阳河》欢快跳跃的感情与《秋生送瓜》的悲切悔恨有了明显反差，朱立奇等对《浏阳河》音乐的加工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故唐璧光应为《浏阳河》的原曲作者，但《秋生送瓜》的曲调不能等于《浏阳河》，如若没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朱立奇等人的创造性工作，没有集体的智慧，也就不会有传唱于大江南北的中国名曲《浏阳河》，故朱立奇等享有《浏阳河》一曲的著作权。
　 至此，《浏阳河》的著作权之争算是告一段落了：唐璧光是原曲作者，而朱立奇等人在改编过程中亦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因此享有改编的著作权。
　

山石寺各

《浏阳河》何时作为独立歌曲传唱的

《浏阳河》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已经流传了50年，一直被当成“湖南民歌”出现在书刊上、唱片里和卡拉ＯＫ光盘中。其实《浏阳河》并非湖南民歌，而是湖南花鼓戏《双送粮》的选段。
《双送粮》是５０年代湖南花鼓戏的优秀剧目，描绘一对兄妹去送公粮，一路上你追我赶的情形。
1959年，阿尔巴尼亚艺术家代表团到湖南访问演出，提出联欢时唱一曲湖南民歌，并要求接待方报曲目，《双送粮》毋庸置疑成了首选。可是《双送粮》是剧目名，于是经过接待方再三斟酌，决定把《双送粮》中第三段第一句歌词“浏阳河”作为歌曲名，有人提议把第三段单独分出来唱也挺好听，于是乎，《浏阳河》开始被作为独立的歌曲传唱开来。因作者全是“右派”没有著作权,故署名“湖南民歌”。
1961年，从湖南省艺术学校毕业的李谷一接替龚业珩成了第二个《浏阳河》的演唱者。1974年，李谷一被调至中央乐团担任独唱演员，《浏阳河》也被作为经典曲目搬上世界舞台，而《双送粮》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剩下一股“浏阳河”精神在传承。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首传世之歌诞生之初却仅仅只是湖南花鼓戏中的唱段，曲调旋律也和大家所熟知的不一样。近日，《浏阳河》的首唱者，原湖南花鼓戏院演员龚业珩给记者讲述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故事追溯到1950年，湖南土改运动开始，距离长沙市不远的黎托乡被选为土改试点。“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创作出反映百姓生活的作品来。”在省委宣传部的号召下，当时湘江文工团一批搞文艺工作的年轻人被分成几个工作队下到田头，一边体验劳动生活，一边负责把在黎托乡的见闻给唱响，年仅16岁的龚业珩便在其中之列。
农村解放伊始，农民终于分到田地，翻身做了主人。在黎托乡，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农民把积淀了许久的苦难幻化成汗水，浇灌每一寸土地。那一年，黎托乡土改十分成功，加上风调雨顺，粮食实现大丰收。于是，省委省政府决定在黎托乡举行一场“土改胜利晚会”，并要求文工团的每个人都要创作一部作品来参加文艺汇演。
接到要求后，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各自投入到创作中，村里那种热腾腾的生活激情感染了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尤其是徐叔华。一天，徐叔华正在田间转悠，听着独轮车碾过泥土时那欢快的咿呀声，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丰收时农民在田埂上推送粮车的那一幕。那一刻灵感击中了他，于是他连夜奋笔疾书，创作了花鼓戏《推土车》，《推土车》一共分三段，反映农民翻身分得土地的喜悦心情。戏中，一个老人和小孩以及一个年轻人互相争先跑着送公粮，突然，碰到一个田间缺口，老人要年轻人帮忙，年轻人故意逗小孩说：我问你几个问题，看你答得出不，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今天的《浏阳河》便是其中第三段。”龚业珩说。
当徐叔华把《推土车》报上去后，文工团领队大加赞赏，并把名称改为《双送粮》。《双送粮》一经演出，深得黎托乡农民的喜欢，并被广泛传颂，但是最初，龚业珩并没有参与演出。
1951年5月，《双送粮》被送到武汉中南文化局接受检阅，当时剧中第三段是套用京剧《小放牛》的调子，中南文化局的同志觉得它与前两段花鼓戏调不搭调，于是将其改成具有湖南特色的曲调，也就是今天的《浏阳河》曲调。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南海需要几个节目助兴，《双送粮》便在邀请之列。“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演出啊，只是被告知晚上有个重要的演出，火柴、指甲刀等之类的东西都不准带在身上，”对现年75岁的龚业珩来说，那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当车子驶向中南海怀仁堂，大家都兴奋地叫了起来，“那是毛主席办公的地方啊！”
演出开始后，兴奋的龚业珩没有发现舞台地板是用竹子铺的，听到剧中爷爷一声喊“孙妹子，加把劲咯”，龚业珩“哦”了一声跑上舞台，没想到随即摔倒在地，机灵的爷爷马上补了一句“孙妹子，爬起来，加油干咯”，完美地挽救了这一段小插曲。当时毛主席坐在第二排中央，听到这一段用湘潭方言演唱的曲目，不时开心地鼓掌，“我是湘潭人，那时才刚解放，我又才工作，对着毛主席唱歌颂毛主席的歌，那种幸福的光荣感是无法形容的。”说到动情处，龚业珩忍不住又哼唱起来。
一段乡音，深深触动了毛主席，毛泽东主席爱上了《浏阳河》这首曲子。于是，中南海每周六晚上举行舞会，只要是毛主席在，乐队为他奏起的第一支曲子就是《浏阳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港制了唱片，剧中插曲《浏阳河》唱遍全国，流传至今。”

山石寺各

70年代《浏阳河》又打了一个弯儿
　　1971年8月,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于下旬到长沙停留数日,下榻于蓉园宾馆。湖南省“革委会”为毛泽东组织了一次专场电视演出。调集了“移植样板戏”花鼓戏《沙家浜》、还有湖南当地传统祁剧、巴陵戏的小片断,歌曲《浏阳河》也在其中,所有演员来到湖南省水利厅4楼的大会议室演出,毛泽东在蓉园宾馆内观看电视转播。 浓浓乡情触动了毛泽东的情怀,他听完了《浏阳河》后,情不自禁地说:“再来一遍。” 转播现场完全靠电话指挥,听得指令传来,独唱演员赵海兰马上再唱了一遍《浏阳河》。当时,她完全不知道毛泽东在观看演出。
毛泽东看过演出后离开长沙去南昌。华国锋于领袖离去后传达了毛泽东的观感,提到了毛泽东听不够《浏阳河》的情节。毛泽东听不够《浏阳河》,是不是说明《浏阳河》短了一些?于是湖南省文工团负责人决定扩展《浏阳河》。当时的军队“支左”负责人、文工团长崔文耀将任务交给了原先曾在同一个部队服役的乐手,又找来一位歌唱演员协助,由前者将原歌词新写出几段。
谁知新上手的作者将歌词换了韵,与原先的“江阳”韵不一致。文工团负责创作的领导胡书锷向崔文耀和副团长王尽才指出,新词非但走韵,词中有“运粮到湘潭”之句,存在常识性差错。
以当时的气氛,赞颂领袖的歌词中出现了“常识差错”,使文工团负责人紧张起来。王尽才对胡书锷说,干脆老将出马,你来改吧。
胡书锷说,我改不合适,这支歌的作者就在我们团嘛,还是应该由他来改。这个提议实际上已在无形中楔入了版权意识,词作者本来就是徐叔华,不和他商量就指令他人改动徐叔华的作品总归不妥吧!
崔、王同意了胡的意见。崔文耀将徐叔华从楼下唤来,亲自交代任务。他甚至提示性地说,毛泽东经历了8次路线斗争,都胜利了,歌词也可以写8段。
徐叔华受命后不敢怠慢,赶紧铺纸命笔。他对那两人的新添词不满意,遂将韵脚改回“江阳韵”。最初他扩写了8段词,随后感觉不妥,逐渐改成了5段词。
徐叔华此时的创作心境,与当年最初创作《双送粮》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新写词与原词相比,叠加了对领袖的颂扬之语,至于这样会不会有加重个人崇拜之嫌,那时也顾不上了。
197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地新歌》第3集收录了新改写的《浏阳河》歌词和简谱,署名是“湖南民歌,湖南省文工团歌舞队改词。”

风云

学习了，就是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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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亳人家

这中间的事还老复杂类

老顽童

哈哈,还老长类,慢慢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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