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一段渊源

山石寺各

雷锋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一段渊源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诞生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说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其诞生和演唱经过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那么，这首歌曲是怎样诞生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雷锋和它的渊源是怎样的？为了解开它的谜底，笔者把《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诞生过程和词曲作者、演唱者的历史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雷锋日记》“做媒”,诞生《唱支山歌给党听》
《雷锋日记》是20世纪60年代的畅销书,40岁以上的人大都读过。雷锋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除了大量记载每天所做的好事以外，他还写下很多学习心得、思想感悟、警句格言。
1960年12月1日，沈阳军区《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录发表了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的15篇日记。
雷锋牺牲后的1963年1月20日，《前进报》又用近一个半版的篇幅，摘录雷锋的32篇日记。接着，《人民日报》等报刊也相继刊登雷锋日记。其中，许多句子让人们备感亲切，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就是如此。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歌，是雷锋自己所写的，还是抄录自别处的呢?“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诗歌表达了对党的无比热爱，对旧社会的深刻仇恨，这一切都与雷锋的身世、素有的立场感情完全吻合。众所周知，雷锋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旧社会迫害死了他的父亲和兄弟，他的母亲最后也是被地主逼迫上吊身亡的，作为孤儿的雷锋受够了旧社会的“鞭子”，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获得了新生，所以他对党和毛主席有无比深厚的感情，他写出这样一首诗歌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1963年，上海歌舞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在读到《雷锋日记》时，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特意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朱践耳谱曲一气呵成，之后就把新作寄到了《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当时朱践耳为它加上的标题叫《雷锋的歌》，并注明了歌词摘自《雷锋日记》。也就是说，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
《唱支山歌给党听》表达了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一个军人把党比作生身母亲的真挚感情。歌曲呈“ABA”三部曲式。第一段具有“山歌”的抒情性，一往情深地唱出发自肺腑的心声，表达了一个革命战士对党的无限热爱。在4小节间奏之后，歌曲进入第二段。音乐的情绪逐渐变得悲愤，字字铿锵有力，声声如泣如诉，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随着速度的不断加快，情绪变得激昂，一个革命战士对旧社会的满腔仇恨从内心迸发出来，并使革命军人永远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信念得以充分表达。第三段又回到第一段的热情和亲切之中，再次表达出“我把党来比母亲”的真挚情感。歌曲的结束句则使这一情感进一步得以升华。
值得一提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并没有完全运用“山歌”风格，而采取了一种戏剧性的写法。整个音乐充满音区的对立，力度的对比，节奏的对比，调性的对比，情绪的对比。这种对比，正是歌曲的成功所在。
朱践耳除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外，主要作品有交响乐《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第四交响曲》，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交响幻想曲《血染的红花》、交响组曲《黔岭素描》、管弦乐《节日序曲》、民乐合奏《翻身的日子》、唢呐协奏《天乐》、歌曲《打得好》、《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清晰的记忆》、电影音乐《在烈火中永生》等。
   雷锋在这首歌的问世和流传上功不可没。没有他把姚筱舟的诗歌摘抄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没有朱践耳的发现；没有被误以为是英雄雷锋的作品，这首歌也不会流传得如此久远。在以后几十年的传唱中，不管对以上的故事知道与否，只要一唱起它，人们心里仍然会想起雷锋，仍然会认为这是英雄雷锋的歌。

《唱支山歌给党听》并非才旦卓玛首唱，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看到上面的词句，大概很多人的脑海里会立刻回荡起熟悉的旋律。几十年来，这首歌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荡过几代人的心扉。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传播过程，有两个人不能不提到：一个是上海歌舞剧院的任桂珍，她这支歌的首唱；另一个是由陕西咸阳民族学院考取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西藏学生才旦卓玛。
回忆最早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时的情景，才旦卓玛真诚地说：“这支歌的原唱不是我，是我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1963年，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人们从雷锋的日记中找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抄，后经过作曲家朱践耳谱曲，才有了这首非常动听的歌曲。
一天早晨，才旦卓玛在校园的广播中听到这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字字句句，都唱出了才旦卓玛这个翻身解放的农奴女儿的心声。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幸福，才旦卓玛不禁潸然泪下，激动难耐。
“歌词写得那样贴切，仿佛写到了我心里。我当时觉得这歌简直就是为我写的。”于是，她找到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指导教师王品素，“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这首歌。”
当时的少数民族歌手一般以唱民歌为主，很少唱创作歌曲。王品素老师费了不少周折给才旦卓玛找到了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汉语歌词，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才旦卓玛的演唱。这位获得新生的农奴后代，汉语讲得并不流利，为了唱好这支歌，她一字一句地苦练发音，歌词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的。朱践耳和王品素都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抒发所感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四届“上海之春”音乐演唱会上，才旦卓玛在这首歌的作曲者朱践耳的钢琴伴奏下，演唱声情并茂，朴实的演唱风格打动了观众，赢得一片喝彩。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后，《唱支山歌给党听》顿时风靡大江南北，才旦卓玛的名字家喻户晓。
  “其实，这首歌当年不是我首唱的，而是上海歌剧院的一位歌唱演员任桂珍首唱的，不过我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喜欢，我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是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
关于这首歌，才旦卓玛还有很多特殊的记忆。当时周总理对我非常关心，他经常讲：“才旦，要好好学习，学好了回西藏，好好为人民服务。”有一次到上海去，陈毅副总理说：“才旦，你离开西藏时间长吗？”我说：“四五年了。”他说：“你一定不能脱离西藏，脱离西藏长了，你的酥油茶味道就没有了。你有时间还是要回去，不然时间长了，你唱歌就没有藏族味道了。”
1997年5月9日，在上海东方电视台举办的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 “蕉萍”终于见到了朱践耳教授和歌唱家才旦卓玛。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跨越34年的漫长时空、穿越无数凄风苦雨后，终于在这绚丽辉煌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当主持人饱含深情地介绍完三位老艺术家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紧接着，才旦卓玛再次深情地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在这荡气回肠的赞歌声中，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现场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唱支山歌给党听》不是雷锋所写，原创是“焦萍”


　人们记住了才旦卓玛，记住了朱践耳，但对该歌曲署名为“焦萍”的词作者“蕉萍”是谁呢？
这首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并不是雷锋写的，它的原创者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技术员姚筱舟。姚筱舟将这首诗署名“焦萍”，发表在1959年5月26日出版的陕西《总路线诗传单》（第8期）上。雷锋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摘抄在自己日记中。
雷锋牺牲后，沈阳军区《前进报》把这首诗当成雷锋日记发表出来。雷锋摘抄时，将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并将表现“大跃进”的第三段删除了。应该说，雷锋这一改一删是很精炼的。周恩来总理对这首诗十分关注，让邓颖超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希望搞清楚日记中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录别人的话。也许因为周总理过问了此事，这首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再度发表时注明“焦萍词”，而非“摘自《雷锋日记》”。但即便如此，后来也有人误认为这首歌词，是一个署名“焦萍”的人根据《雷锋日记》中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改写的。
1959年腊月的一个风雪之夜，守在煤油灯下的姚筱舟，突然有一种写作的冲动。于是他摊开纸，把跃然脑海中的诗句工工整整地写在纸上。那晚，他一气写了三首小诗，其中《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就是依据矿工们流传的顺口溜提炼出来的。如“我把党来比母亲”，是顺口溜中“党是妈”的借用；“党的光辉照我心”也是由顺口溜中的“冬天里的燕成了国家的主人翁”一句提炼而成。只有“鞭子”这个词，难为了他个把钟头。原稿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和“推倒大山做主人。”但他反复斟酌，总觉得不够味，又挖空心思找不到可替换的恰当词句。心烦意乱中，他随手翻阅一本小人书，偶然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打几个长工。他灵机一动，用觉得“鞭子”来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三座大山”更形象化。他马上提笔修改成“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和“夺过鞭子揍敌人！”　
　作品写好后，第二天他就寄给了省城的《陕西文艺》，不久便被该杂志全文刊发，随后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编汇在《新民歌三百首》中。
1963年7月，姚筱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他既惊讶又激动，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首小诗竟然会成为广为传唱的动人歌曲。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写的一首诗会被谱上曲调广为流传，而词作者又打上了全国人民正在学习的好榜样——雷锋的大名。他没敢吱声，更没有做任何说明，因为和雷锋相反，这个写出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姚筱舟，出身不好且“社会关系复杂”：一个叔父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一个兄长在国民党海军工厂任职；在台湾还有十几个亲属，在那个年代，只要有上述任何一条，此人就会成为“重点专政对象”，至少是一个“内控人员”。所以，爱好写作的他，将这首小诗投寄出去时，都是用的笔名“蕉萍”——焦坪煤矿的意思，这首诗被登载在陕西焦坪煤矿的《总路线诗传单》上。经过反复犹豫思索以后，他给曲作家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的歌》的歌词是他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
词作者“蕉萍”是谁呢？朱践耳一直想解开这个谜。1963年秋，朱践耳通过多番寻觅，终于发现“蕉萍”在陕西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谁，就召开大会问大家：“谁叫蕉萍？”姚筱舟没有吭声。他那时已深受“血统论”和“唯成份论”之害，心里暗想，寻找“蕉萍”，谁晓得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天，矿党委派人把姚筱舟找去，赵炳儒问：“你是‘蕉萍’，有人看见过你用笔名写稿子。”姚筱舟一看瞒是瞒不住了，于是就诚惶诚恐地点了点头。赵炳儒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认的！”便把朱践耳的信转到姚筱舟手中。于是，从1964年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才正式注明词作者的真实姓名。
之后，这首歌在《歌曲》杂志上正式发表时，就用了诗的第一句，题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为“蕉萍”。上海唱片公司还给他寄来了２０元稿酬。次年，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姚筱舟得到了奖励给他的一套《毛泽东选集》、４张丝织音乐家相片和奖状。
又过了好些年才改署为词作者的本名：姚筱舟。
一首小诗，被雷锋摘抄入日记，又由《雷锋日记》“做媒”，被千里之外的上海音乐家朱践耳相中谱曲，藏族农奴出身的才旦卓玛把它唱成了流传全国、历久不衰的优秀歌曲。姚筱舟也无心插柳成了全国优秀歌曲的作者之一。谈起《唱支山歌给党听》发表的经历，姚筱舟没有丝毫的激动。他说：“我是无功受禄，无意得福。因为，我只是写了一首小诗。由诗至《雷锋日记》、至歌，能把我的心声、矿工的心声化为全国人民的心声，我心足矣。”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问世，大大激发了姚筱舟创作热情。从此，他以矿工生活为创作之源，写了许多作品。他说：“这几十年我始终没有离开铜川，是因为我离不开矿山的工人，离不开矿山生活。”
姚筱舟向笔者回忆起４０多年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诞生经过，显得那样平静。
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姚筱舟真好似一叶小舟，几度风雨，几番沉浮，备受磨难。然而，这些毕竟都随“十年浩劫”结束了。1984年11月，平反后的姚筱舟被调到《铜川矿工报》当编辑。1985年，他被推选为铜川市政协常委。1986年，他又当选为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兼《铜川文艺》杂志副主编。直到年过半百，终生酷爱文学的姚筱舟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文艺创作。
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新闻：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1949年5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那天起，他就一直渴望着入党。1951年入朝参战时，他向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半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这一梦想一直无法实现。”“现在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我太激动了。”
  2009年6月19日，姚筱舟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加了新中国建国60周年“百年歌声”的节目录制。他说：“一个人有时会被历史的旋涡无情地颠覆嘲弄，这是无法逃脱的，因为每个个体都是历史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你可以痛苦，可以愤懑，但绝不可以放弃对希望的追求，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学习勇敢地面对人生。”如今的姚筱舟已经离休10余年，但他仍旧不改看书写作的习惯，平日里奉行的是“四平”主义：平平凡凡做人，平平常常生活，平平淡淡处事，平平静静享乐。






《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全文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西亳人家

很多人都能唱，但中间这历史还真是没多少人知道。
学习了

绿树成荫

学习了

那一夜8

学习了。

暮春之月

为姚筱舟老先生争回了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