邙岭童:在偃师中学

八月清风

在偃师中学

（1948．9．——1953。9。）



                           1. 偃师解放

1947年前后，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哥，陆续寄回不少学生进步组织办的《清华周刊》。上面的短文和诗词，大多是涉及“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民主”的。我怀着好奇心，饶有兴趣地读了这些诗文。从而对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趋势，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我还曾听爷爷在和别人聊天时说过：“看来解放军过来，是一定的了，这倒也不怕。怕的是他安顿下来以后推行政治”。我当时知道，这“政治”肯定对我们家不利。但对其后果，还没有一点概念，也就不知道害怕。所以对于解放，抱的是“顺应”的心情。

当时，国共两军在偃师附近打了一场拉锯战。1947年10月11日陈（赓）谢（富治）大军首次解放偃师，14日即撤走。次年3月8日陈（士榘）唐（亮）兵团第二次解放偃师，旋即离去。随后，1948年4月6日，偃师第三次、正式解放[4]。说来也巧，正是这一天，我在村东“小北窑”的山坡上玩儿。亲眼看见一架飞得很低的飞机，自东向西向夹河滩方向飞去，越来越低，消失以后再也没见起来。这个谜团，49年后才得揭晓：据县志记载，那是一架被解放军击落的国民党飞机。

解放军给我的印象是神出鬼没。头天晚上还没有一点动静，第二天早上却发现，住下来的是解放军。正式解放那次，他们在村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找来我爷爷，向他要几百斤面粉。给个纸条，写上数目。说是新的政府成立以后，拿这个从应交的公粮中扣除。拿纸条人的后面，跟着几个拿面袋的当兵的，立马要面。哪有这么多呀！爷爷只得找来临居，大家凑。我真替爷爷捏一把汗，心想：“忧患这就开始了”。

那几天我们哥儿几个，躲在较穷的一个邻居家。身高一米七四，正上高二，身着兰布长衫的三哥，是我最担心的。那天来了一个军官，坐下来和三哥聊啦很长时间。三哥谈的主要是经历，他倒是谈笑风生，挥撒自如。而且军官走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当时是出我意外的。

我1947年9月起，在老城当店的偃师中学念了一个学期，因局势动荡辍学。半年后，1948年9月，进入解放后成立的偃师联合中学，念初一下学期，成了春季班。1949年，学校更名为偃师一中。1952年，又更名为偃师中学。1954年高中分出，改称偃师高中。校长：1948年8月—1949年10月，是石恩波，1949年11月——1951年4月，是范人瑞，1952年月以后，是张正民[8]。



2. 学校生活

联中校舍在偃师火车站西南，紧靠铁路。那地方1997年，是我返乡时住过的市委招待所，现在是迎宾馆。那时，我大部分时间是走读。早饭后，沿铁路线走五华里到学校。中午带个馒头。没有菜，也没有稀饭。偶尔带一个鸡蛋，或到粥铺里买一碗小米稀饭，带上点咸菜。那就算难得的享受了。几个哥们儿，中午喜欢带上吃的到车站去，爬到停在那里的敞棚空货车车厢上去玩。学校领导从安全考虑不赞成，批评我们说：“你们中午没汤喝，到火车上去晃，能晃出汤来”？此后，一到中午，我们就喊：“哥们儿，晃汤去”！学校拿这些淘小子也真没辙。

初中也有一段时间住校。星期日从家里背粮食来，交到灶上。那时吃饭像打仗。开饭铃声刚刚响过，一群初中学子早已冲到厨房外的大锅前。在拥挤与推搡中，我奋力盛出第一碗小米饭，而后也顾不得饭有多热，风卷残云般吃完，又急忙地去抢第二碗。那时同学中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头碗浅，二碗满，刚好赶上第三碗。”意思是，盛第一晚饭时决不可盛多，盛多了吃得慢，等到要去吃第二碗、第三碗时大锅就已经空了。吃饭的问题是丝毫不能含糊的，饿肚子是没人管的。
     更有难办的，是食堂的帐最初要由学生轮流管。中午吃馒头，头天要由管帐的同学逐人统计数量。每顿饭，要事先用秤向炊事员发粮。我辈少年，哪会这个？因此亏帐的事是常有的，只能自己补上。那时求学，个中的艰辛难以尽述。后来有一天突然就变了，吃饭管够不需要抢了，学生也不用自己管账了，真是让学生们欢天喜地。一打听才知道，是新来的张校长，分派了食堂管理员，并加强了食堂管理。

睡觉嘛，都是在二楼的木头地板上打地铺。床上的臭虫咬的人睡不好觉。衣服上也长出了虱子。条件差人又小，可是吃了些苦头。

到了高中，我们搬到在火车站东南正在新建的校舍里（今摩托车厂处）。一大片农田中，建起一排平房，前面辟有运动场，空气清新，环境怡人。这里没有外界干扰，学校管理又严，学习生活非常有规律。比如就寝，事先必须把要做的事情都弄好，铃声响罢，不允许躺下的学生有任何动静。这对于我以后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影响。

土改以后，家里经济困难，申请助学金，一直还能批准，稍有缓解。



3．怎么就喜欢上了数学
    记得在校园西北角倒数第二个教室里，一天听新来的李方坤老师上代数课。讲的是笔算求平方根。李老师中上等身材，体形略胖，面目清俊。讲起课来，概念清晰、逻辑性强、用语简洁、声音洪亮。听来如同感知清澈见底、淙淙流响的一缕清泉，沁人心脾。当他用一句：“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平方根”结束讲解时，我被震撼了。太清楚啦！居然有这样讲课的老师！此后，听他的课就成了我的一种特殊的享受。课自然就听得特别专注，课后又认真复习。到做作业时，就不费劲了。记得一天，我做正代数题。旁边一个同学看了一会儿问我：“你怎么抄完题就写式子，不想呐”？我说：“我一边抄题一边想，题抄完式子就想出来啦”。他觉得奇怪。李老师篮球还打得好，兼我们班主任。我敬爱他，也感觉到他喜欢我。

我有幸遇到的第二个数学老师，是王蕴山。细高个子，总穿一身呢子中山装，仪表高雅。他的课不光是讲得清楚明白，而且带有启发性。45分钟的课，他只用半个来小时就讲完了。然后点上一支烟，边抽边走动边要我们提问题，然后针对问题进一步深入讲。遇到没人提问题，他就自己提出几个问题，然后讲。后来在交谈中得知，讲我们的三角课，他已经是第16遍了。经验丰富，又善于总结，课才讲得那么好。可以说，我对数学真正发生兴趣，直接原因就是这两个老师课讲得好，特别是王老师，接触时间最长，对我影响最大。

课内的作业，一般是采用当天课文中讲的方法，很快就做完了。有余力我就到处去找题目做，包括大哥的作业本上的。拿来一本书，看它的题目想想，会的、同类做过的，放过去。不会的想法做出来，写在课外作业本上。实在做不出来的，就去问王老师。比如，大哥作业本上有一道题：三心共线——三角形的内心、重心、垂心在一条直线上，要求证明。我做不出问王老师，他也是想了几天才做出来的。事后他跟同屋的张渠老师“发牢骚”说：“就这个继栋，也不知从哪儿找来那么多题目，作不出就来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常常是，问完题目后师生就聊天。王老师抽的那种烟，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亲切香、甜之韵味，不能为外人道也！

数学的每门课，不同的教材，凡是能找到的我都喜欢看，并加以比较。有一本内容比较深的《范氏大代数》，还做了系统的笔记。书看得多了，作业中常常采用别的书上的方法。有一次，得到王老师一个批语：“有创造性”！使我欣喜莫名。那几个红色的毛笔字，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许多年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不过，学生我当之，确实有愧。因为是我糊弄了老师，那方法并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从别的书上看来的。

班里几个比较喜欢数学的同学，常在一起做作业，讨论问题。时间久了，就酝酿成立了一个“数学课外小组”。没想到受到班主任汤老师的批评。说是这样做，影响全面发展。下令解散了。

那个时期，华罗庚的事迹，通过报纸、杂志，已经比较了解。我很佩服他那种坚轫不拔的自学精神。钱学森当时还没回国。王老师一天，在黑板上用大字写了这个名字，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事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地印象。在我心中，他们两个，逐渐成了我所崇拜的人。



                               4. 课外阅读

1950年初，校内有过一场关于“旧小说”可不可以看的辩论。上初中时，我这小说迷看的大多是中国的章回小说。水浒、三国、西游，和七侠五义、彭公案等武侠小说。学校领导认为，这些“旧小说”里边有很多毒素，中学生没有批判能力，看了容易中毒，因此不应当看。我和好友张愉曾，认为我们有批判能力，可以看。教导主任周子正，组织几个老师和我们辩论。他们希望通过一些实际例子，说明我们没有批判能力。比如，我们认为：潘金莲是淫妇、坏人。孙志豪老师认为她出身贫苦，是受害者等等。每个问题上都相持不下，得不出结论。后来，校长范人瑞、教导主任又找我们个别谈话，都没有说服我们。不仅继续看，而且还拿到教室里看。学校也真没有办法。我的语文老师张渠，可挺有意思。他在辩论中一言不发，在下面向我推荐苏联小说，让我看看感觉怎么样。倒是这种做法，还真起了作用。使我的兴趣逐渐转向了现代文学。看了大量的苏联小说，这对于我的思想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一直认为，看章回小说没有什么坏处，不让看是不对的。但是后来也逐渐认识到：只看它，不看现代的，对自己思想的发展，肯定也是不利的。

除了小说，这个阶段我对社会、历史、哲学，也开始发生兴趣。读过王惠德、于光远写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胡绳写的《两千年间》、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都看得很仔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我从张渠老师那里借来一本。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许多文章看来如在五里雾中，不知所云。可还是坚持反复看。到还回去时，书已经让我翻得很脏了。为此向老师道歉。他却说：“没关系，我这书原来就是脏的”。多有意思，这事我终生难忘。



5.       写作尝试

初中遇上一个语文老师张少旭。他要求每个学生，写作文必需先写提纲。这提纲经过他看，和你讨论、修改、签字后，要随作文一同交上来。没提纲，他不承认你这次作业。就是从这时起，我养成了写文章先写提纲的习惯。后来又有发展，我还把它扩大到小组会发言、大会讲话。这叫举一反三吧？至今使我受用无穷，为此在1997年我返乡时，要找张老师致谢。可惜已不能见。

张少旭老师曾出过一个作文题目：“有没有勤俭起家的地主”？我的一个好友，家住牛庄的，在作文中以自己的家为例，说明勤俭起家的地主是有的。张老师看了说你这样很危险，让他重写。我的作文写的意思是：地主的本质是剥削农民、好逸恶劳，他的起家，也是这样。他靠勤俭，也起不了这么大家。完全是逻辑推理，毫不“联系实际”涉及自己勤俭的一家。因为我想：题目这么出，意思就很明显，要你写否定的意思。这不是在作文嘛，不是实际生活，何必那么叫真儿呢？可见我比那同学，多了一个心眼。小小年纪，就学会写官样文章。细想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张渠老师教我们看完一本书后写读书笔记。内容包括：书名、作者、版本、主题、故事梗概、结构特点、语言特点、佳句摘录等。而且，一个个在班上讲。这样既培养了我们读书的兴趣，又教我们怎样读书。记得，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天要黑啦，人都走啦。我写完一篇笔记，准备回家前，数一数，平均每周一篇。加上没写笔记的，每学期总要看几十本课外书。

1949年上初中时，校长石恩波还主持过一个辩论会。题目是：苏联是不是侵略中国？我和张愉曾等人的观点，认为是侵略。论据主要是，占了我们的旅顺、大连。双方各出三人，结果自然是我们处于下风。后来知道，这问题其实很复杂。不好用一句简单的话下断语。我当时想得虽然比较简单。但也说明已经有了一点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由于我对于“解放”所持的是“顺应”的态度。当时不可能具有不利于新政权的思想和行动。刚解放时，民主的舆论和空气也还比较浓。所以对这次辩论，并没有感到后怕。要是放到1957年，那肯定会撞到枪口上。

刚解放不久上初中时，一次从河滩地里干活回来的路上，和邻居崔兴叔，聊起了解放后的变化。共同的意思是，解放对于老百姓是有好处的。随后，我以这个经历为素材，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在班主任李方坤老师的鼓励下，寄给《河南文艺》投稿。后来没有下文。平时喜欢看杂志，我发现过两篇极其雷同的短篇小说。还写过一篇评论，揭露此事。后来收到编辑的回信，说这种情况，是属于作家对于生活有类似的感受，不能算抄袭。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互相包庇，也只得罢休。想来，当年那篇小说若得以发表，我肯定会接着写。后来会有另一种发展方向，也说不定。



                            6. 注重学习方法

偃师中学严明的纪律，使我很早就养成了按时作息、不开夜车的习惯。一直把着重点放在不断改进方法、提高效率上。比如，非常重视听讲、没复习好不开始做作业、自学东西要做笔记、珍惜和充分利用该学习的时间、制定和检查学习计划等。不仅自己注重方法，而且通过“学习小组”，在同学之间展开互相帮助。比如早自习背英语单词，到一定时候，全组到室外去，互相提问帮助记忆。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天早上，在学生会定期出版的墙报上，头条登出一篇文章：《学习张继栋小组，克服形式主义》。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做法，号召大家学习；使学习小组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流于形式。姓张的小子，遂一朝成名。加上我那时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章，发生兴趣，开始阅读并做笔记。引起团组织的注意。后来让我做学生会学习部的副部长、部长。到高三卸任以后，还要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过自己的学习方法。走下来后，同班同学蔡殿卿曾戏言：“这是我们的英雄”。倒也好玩儿。

当时，“郑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郑工），在全省很有名气，为许多青年所向往。初三上学期末，我同班里一些同学，到郑州、开封考学。这是我第一次出门、坐火车。俺娘给我烙了一大包油饼背着，吃到后来都长毛了，才买饭吃。记得一天下午，在开封高中后院大操场的一角。张愉曾坐在双杠上，我倚在旁边。我们两个人，用十来分钟时间，把平面几何所有的定理，说了一遍。这事儿说明，当事人善于总结。那么多定理，在他脑子里，是一个系统化了的整体。定理熟，做题自然就快。也说明，欧氏几何理论的严密。我俩和张伯钦，报考了郑工、郑高、郑师、开高，全考上了。别人命名的这“三张”，据说这回为偃师中学闯了牌子。

那时总的感觉，是学得比较主动、有趣、轻松。记得有一次物理课，老师讲四冲程内燃机的热力过程，到讲不明白处，冒出一句：“继栋，你看这里是怎么会事儿”？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就说：“我也不明白”。俺是一个不爱张扬的人。

一中时期，得过一枚学习奖章，偃中时期，得过一枚“品学兼优”奖章。可惜十年动乱中，均不知去向。我和邻居王万章，是每天结伴到校的好友。每学期末发通知书排名次，他们五四届，和我们五三届第一名是谁，大家是从来也不问的——就这俩。



7．土改前后

光复以后，父亲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开封的一个机构里工作过。因此，解放后他到开封参加过一个阶段的学习班。回来以后的一天，他把我们哥儿几个叫在一起，讲了一次。中心意思是，国共两党的比较。从解放军官兵一致，中央军军官“一汽车太太”等许多方面，论证共产党还是比国民党好。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倒变得挺快的。实际并非如此简单，他为防止我们出问题，自有一番用心的。

形势稳定后，爷爷订了一份地方报纸。投到县城一家商店里，每天由我带回家。县里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爷爷叫我借来会议发布的文件，拿回来研究。通过这些，了解形势的发展、土改有关的政策等。我虽然不大懂，可还是以一种与全家同舟共济的心情，积极地做这些事情的。

我家是在1949年的“反霸运动”中被触及的。“反霸”是土改的前奏、试点。据刘生民（刘先的哥哥，西安事变后到延安去的）后来在村中了解：我爷爷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但我家是北窑首富，自然首当其冲。把爷爷关起来的第一天，我去送饭时，他还叫我不要为他担心。后来的斗争会，我在校读书，也不可能参加，详细情况也没问过。脑子里留下最恐怖的一幕是，埋藏的东西被挖出来。东院西边那孔大窑，最里边有一个地窖。家里的贵重东西，都藏在那里边。一天，全家人挤在西边前院的明棚里。农会的一帮人进去没多久，就听到噼里啪啦往外搬木板等东西的声音。全家人面面相觑，知道事情坏了。

       反霸以后，“杨树行”的地，全部没收。留下的东滩的三亩旱地和一些坡地。东院全部没收，成了“北窑小学“的校址。西院留下，男性住在前院长工窑内，女性住在后院两孔窑内。爷爷处于被“管制”状态，定时写汇报，外出要得到允许。

1948年4月，偃师解放以后不久，三哥就加入“中原军政大学”随刘邓大军（二野）南下了。年末前后，他请假回来，照顾临产的三嫂胡爱然。由于难产和医疗条件的限制，母子都没保住性命。由于假期的限制，他开始紧张地找对象。最后选定家住本村西沟，在王窑教小学的王月梅。举行婚礼那天，这位三嫂穿一身绿底带花的旗袍，面前抱个镜子走出花轿。我被她的美貌惊呆了，世上竟有这么漂亮的人！后来知道，她的贤惠也是极为难得的。这么短时间娶到这样的媳妇，三哥运气真好！

1952年土改复查运动时，我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在工作队的安排下，参加了一些活动。一天晚上，在本小组范围内，举行一次对我爷爷的斗争会。我站出来发言，批判爷爷不老实接受改造。根据是，他把一个石磙，从已没收的地里，推过边界到留下的地里。爷爷乍一见我站出来，有些吃惊。等听完发言，才平静下来。我当时明白，工作队看重的是这一行动本身，而不是发言的内容。当时爷爷住在哪个磨道窑里。散会以后，我去那里看他。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安慰他老人家才好。只说出：“爷爷你没事吧”？爷爷说：“没事，你放心。为了你自己的前途，我能理解。”在那暴风骤雨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作为典型传开了。可有谁能知道，一个青年人在心灵上忍受了多么残酷的折磨哟！

土改以后，家里经济困难，但爷爷供我继续读书的决心，却丝毫未减。长工没有了，农活靠全家人自己干。我一个人读书，想起来总有一些于心不忍的感觉。也开始知道一点人生的甘苦。几十年来，我总觉得，我欠爷爷的，太多太多啦！

了犹未了

丰富的人生经历

戏迷老黑

楼主是饱经风霜的老师，中学阶段的阅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向楼主问好！

戏迷老黑

我把八月清风的转载文章误为原创,回贴有点文不对题，甚表歉意。

八月清风

戏迷老黑太客气啦，邙岭童是土生土长的偃师人，写得这么好，所以才忍不住转载到论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