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保时捷醉驾案该如何判决？

豆豆兔

且看杭州保时捷醉驾案如何判决？
　　
　　
　　杭州，还是杭州！交通肇事，还是交通肇事！这个古代与天堂并提的城市，今天，行走在人行道上的人们，时时感受到来自地狱的阴冷威胁。
　　胡斌飙车致谭卓死亡后第90天，17岁的台州临海女孩马芳芳被撞死在杭州市第一条爱心斑马线上。此斑马线长14米，宽7米，原来的白色线条改为黄底白条相间，非常显眼；斑马线中间印有大大小小的红色爱心图案，上写“爱心路上，有我有你”的温馨标语——这俨然沦为了这个天气反常的夏天最反常的讽喻。张扬爱心有什么用呢，还是抵挡不住交通肇事的恶灵肆虐。8月5日晚，马芳芳与小姐妹一起沿爱心斑马线由东往西步行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由南往北行驶的保时捷凯宴撞飞了20多米（一说30多米），当场死亡。经交警检测，肇事司机魏志刚体内酒精含量为0.227mg/ml，系酒后驾车。据见证者称，“当时保时捷的时速，肯定超过80码”，而该路段限速为60码，则可推断为超速驾驶。目前，肇事者已经被刑事拘留。
　　
　　此案之参照，倒非胡斌飙车案，因为尚未确定肇事者是否在飙车，尽管有网络媒体如是宣称；而是成都孙伟铭案，此人醉酒驾驶，导致四死一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五万余元。但无论是哪一个，都给即将审理此案的杭州市法院出了大难题，它们必须直面一例充满了汹汹争议的判决：是亦步亦趋，还是推倒重来？
　　我们曾经推测过，成都醉酒驾驶案的判决生产过程，很可能是先量刑，再入罪。此案引发的民意汹涌，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势。即是说，必判死刑。但根据具体案情而入交通肇事罪，一般刑期为7年有期徒刑，加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最高可判15年。这和民意的喊杀之声差距极大。如此，只得改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直接处以死刑，连死缓都免了。这也许满足了民意，可被告孙伟铭在一审判决宣布过后大呼要上诉。
　　这里有两处很明显的法律瑕疵：第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四大构成要件当中，犯罪故意——哪怕是间接故意——应该如何判定，深度醉酒的孙伟铭犯罪的那一刻，你能确证他是“希望”还是“放任”四死一伤的恶果发生？第二，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下列情形之一，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其第一款就是“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质言之，法律已经明文规定此类案件的入罪。成都市中院对孙伟铭案的判决，难道要置煌煌法律于不顾？
　　所以说，此判决只是逞一时之快意，而遗下了无尽的后患。尽管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却正在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那么以后因醉酒驾驶酿成交通事故，不管死一人还是死十人，是不是都要遵循此案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从十年到死刑不等？
　　
　　从初步明确的案情看，杭州保时捷醉驾案并不是一个棘手的案件，却极有可能因为一个糟糕的先例而变得无比棘手。若以法典和司法解释，以交通肇事罪论处，犯罪嫌疑人并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则至多判刑7年，这让已经焦灼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民意怎能心满意足，情何以堪？若循成都醉驾案的判决，课以无期徒刑或者极刑，等于是在漏洞百出、伤痕累累的法律身上再狠狠捅上一刀，纵然暂时安抚了哗变的民意，却让法律的颜面和公信力荡然无存。
　　最佳的解决路径，亦是当务之急，仍在于尽快修订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定性和量刑。如果认为15年的最高刑期不足以威慑与预防犯罪，完全可以增加量刑幅度到无期，乃至死缓和死刑。但“乱世用重典”，“重罚之下，必有顺民”的政法策略能否取得相应的效果？此外，中国司法奉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即使不久后成功修改了法律，杭州醉驾案仍必须依照现行的法条和司法解释进行判决。在残缺的法律与饥渴的民意之间，在现存的含金量不高的正义与未来同样虚幻难辨的正义之间，它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最后要说，醉酒驾驶如此泛滥成灾，不仅是法律惩处不力——成都的死刑判决难道不足以震慑杭州司机？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逐渐失控的自治心理，长久以来所沉积的一触即发的腾腾杀气和戾气，对交通规则以至对所有规则的漠视，最终导致对生命的漠视。毋宁说，对后者的治理更为关键。当你在酒场尽欢，准备发动汽车的一刻，忽然意识到你可能在未来的路上遭遇谭卓和马芳芳的冤魂，于是你戛然熄火，等待酒醒，我们才可以像在自家的后花园散步一样走上爱心洋溢的斑马线。

小马1981

性质饿略 情节严重 该重判

心飞扬

主要是觉得无论出了什么事都能用钱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