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师景山有唐陵

永恆の肆神

唐代帝业近三百年，帝王二十多位，建都长安和洛阳，唐王朝的陵园大都设在长安，现有十八座帝陵，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的北部。洛阳虽为唐代东都、武周神都，却没有开辟唐朝陵园。高宗李治迁东都，但死时，仍不无遗憾地说：天地神祗，若延我一两个月的生命，得以返回长安，死也无恨。自然更不愿远离祖宗，埋到洛阳。武后在洛阳改唐为周，称帝二十余年，定都洛阳，称神都，在八十二岁病死洛阳上阳宫后，仍然回长安与高宗合葬。现在洛阳留存的两座唐代帝陵，均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



这两座帝陵是：唐太子李弘死后，被迫谥为“孝敬皇帝”，葬入“恭陵”；唐末昭宗李晔的墓地，称“和陵”。两陵均坐落在洛阳市偃师县景山上。迄今恭陵保存尚好，和陵却被夷为平地了。



历代建筑帝陵，首先考虑的是自然地势环境，讲究“风水好坏”。以天子之尊，在位时一呼百应，养尊处优，死后也要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唐代在洛阳的两座帝陵，选择在神都东近百里的偃师景山上，无疑是由景山的“风水”决定的。景山又称景岭，东西长数十里，南北宽五里许，宛如一条长龙横卧在古缑城的北侧。恭陵即筑在景山东部的白云峰巅。白云峰，为当地群众常年测雨的预兆点，一旦峰顶白云升起，或凝聚为雨，或舒而不散，乡民视之，以为降雨之兆，常看到这里雾气腾腾，尤如仙境；景山北侧，蜿蜒奔流着伊、洛两水，像两条银带缠在山后。正南面对着佛光峪口，两边山势陡峭，峪内山高云深，给景山带来无限远景；东侧嵩山仰望，又有缑山比高。恭陵就在这一片天然佳景、风水宝地之中。



恭陵，虽为唐陵，依“天子之制”而建，但实际上存在着不少差别。唐陵的重要特色通常表现为：依山而陵，雄伟壮观，并将陵园分成三处：一处是“神游殿”，建于半山腰基室之顶，用意是供墓主人的灵魂游乐而设；二是“献殿”，它建于正当陵墓的前方，是供上陵朝拜的地方，一般献殿四周绕以墙垣，并于东西南北四方设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门，四门外更有石狮、石马等神道石刻；三是“寝宫”，是墓主人的起居之所。而恭陵采取平地封土成冢，冢为覆斗形，这无疑减少了陵墓的壮美之感；墓的建筑形制简化，仅有四门、神道、双阙及角楼，而不见神游殿、献殿等豪华庑繁的建筑形式；此外，关中唐陵多有规模庞大的陪葬墓群，而这里的太子冢却只有裴皇后独墓相伴，不免将恭陵的气氛衬托得十分凄凉。



尽管如此，恭陵仍然是规模宏大的建筑，整个陵区占地面积达三十一万五千三百七十平方米，折合今五百二十七亩。陵冢长一百六十三米，宽一百四十七米，高五十米，陵东侧有皇后冢，长六十米，宽五十七米，是太子妃裴氏之墓。太子李弘死后，裴 氏悲惧兼加，恹恹成疾，不久即抑郁而死，以皇后礼节陪葬在太子弘陵区。神龙元年(705年)被追谥为“哀皇后”，俗称其冢为“娘娘冢”。

陵区四周开四门，每门均有双阙并立，现仍存留有门阙台基遗迹，呈高大土丘状；陵区四角，等距离分立着四个角楼；此外冢四周现遗留有十二个小土丘，环抱着恭陵，布成方形，东西两侧的六个土丘，与恭陵相距均为二百四十八米，土丘间距为三十二米，南北两侧的六个土丘的间距，均四十九米。尽管对当年为何建筑这些土丘已无从考证，但由此也可以想见当年恭陵建筑规模之宏伟气派。



恭陵的陵园建筑布局极为严整，冢前石刻是陵园建筑整体中的一部分。冢前石刻多是两两对称的，在陵园东、北、西三面墓门前，各有一对雄狮，雄踞于门阙两则，呈蹲坐状，它们是唐初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南面是陵园正门、阙门，两侧有雄狮一对，呈站立状；以南门直南为中轴线，形成神道，神道两侧依次向南布列两排石雕，有翁仲三对、天马一对、望柱一对、石虎一对，东西相望；在东侧第一、二排翁仲之间，有巨碑一通，即唐高宗李治亲自撰文并书丹的《睿德记》(《孝敬皇帝睿德之记》碑)，碑身高五点四七米，宽二点五三米，厚零点四米，文满三十二行，宇满八十九字；碑文叙述了李弘得知父皇欲让皇位于他，“闻言哽泪而染病死亡”，武后也“心缠积悼，痛结深慈”等语，充满了对太子李弘的赞颂溢美之词。



李弘，字宣慈，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则天的长子。武则天以智谋取得皇后称号后，作为长子的李弘便也跟着身价提高，显贵起来。显庆元年(656年)春正月，皇太子忠被废为梁王，出京师到梁州任刺史，而时方四岁的李弘便以皇后长子的身份顺理成章地被封为太子，住进东宫。咸亨三年(672年)，李弘年满二十，高宗因风眩病日见严重，遂于是年冬诏令太子监国，让李弘学习治理国家、处理政务。但他“罕接宫臣”，对政务并不尽心。负责太子饮食的典膳丞全椒刑文伟就减少供给太子的饮食，并上书谏太子，促使李弘复书，“嘉纳其意”。又一次，太子在宴会欢愉之际，命令东宫大臣表演“掷倒”伎，轮到左奉裕率王及善时，遭到拒绝，王及善谏道：掷倒伎表演自然有伶官们充当，殿下不希望我听从您的命令吧?李弘连忙道歉。通过厉练，李弘逐渐成熟起来，高宗也非常喜欢他，曾希望由他继承皇位，但由于武则天摄政国事，不容别人插手，而高宗又无力把握政局，尽管太子“仁孝谦谨”，“监国其间，礼接大夫，中外属心”，但始终未得到母后的青睐，多次奏请，“数忤旨”。上元二年(675年)4月，李弘从幸神都苑合璧宫，莫名死去，年仅二十四岁。当时人们传说是太子与武后政见不合，被鸩而死的，李弘成了唐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太子李弘的意外死亡，使高宗欲扶持李弘、抑制武则天势力发展的最后一点梦想破灭了。高宗极为悲痛，作为一国之君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子，负疚之余，便在陵墓上大作文章，以尽父子之情。当年5月，高宗从合璧宫驾回洛阳宫，即下诏书，给李弘加尊号，谥为“孝敬皇帝”，埋葬同皇帝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太子被谥为皇帝的第一例。接着诏令营建太子陵园，并亲自撰写碑文和书丹。



尽管如此，但李弘毕竟是太子，而非真正帝王，这在建陵上仍不得不表现出来。如登上大冢眺望神道及两侧立兽、人物，可看出它们并不是以南门向南为中轴线对称规范地排列，而是位置偏西。这也许含有李弘非真正帝王，“生不登基，死不正位”之意吧!

天子陵通常是在天子健在时动工营建的，一修往往几年，甚至数十年，称之为寿陵。而这次却不同，工程催得十分急促，要求当年八月中间竣工。时蒲州刺史李仲寂担任山陵使，征用河南、山西等数省民夫，在懊来山(天佑元年更名为太平山，现为景山)以天子制营建恭陵，“功费钜亿”。相传，当年建陵所用沙土，来自二十里外的伊河滩上，由数万民夫一个接一个排成行，又一袋一袋传递至景山上，民夫苦不堪言，百姓怨声载道，成批成批逃散。陵寝建成后，高宗嫌其太小，“不容终具，将更为之”。民夫们见役期已过，仍不被遣返，一怒之下，“投石伤所部官”，半夜火烧营房，四散而去，…高宗再敕令韦机继续建造陵园。韦机扩大了陵寝规模，“开程左右为西便房，撙制礼物”，如期完成了陵区工程。上元二年8月，葬孝敬皇帝李弘于此陵，庙号“恭陵”。7月，洛州特别恢复了缑氏县(现缑氏乡)，专事保护和管理陵园的工作。



恭陵布局严整，气魄轩昂，是豫西地区最大、保存最好的陵墓之一，也是我国唐代陵墓群中保存较好的一座。它不仅以其独特的建制为人们瞩目，尤其珍贵的是神道上气势宏大的石刻艺术品，它们做工细腻，雕造精美，形象生动。竖立的“望柱”，顶刻含苞欲放的莲花，似佛教的如意珠，下有六个半圆形的球形雕刻，似为莲房，柱头底托为六楞形石板，平托着上边的莲房和莲苞，柱身通高七点二五米，柱体通身为六棱形，无纹饰；翁仲均立于伏莲和莲之上，更突出了唐代“乾坤交泰，阴阳和而风雨调，运肃而安，兵戈戢而烽燧静”的和平安乐景象。充分体现了盛唐石刻艺术的独特风格。



唐代石刻上承汉代，下启宋明，具有重大的承接作用。就洛阳而言，又以唐代恭陵所存十八石刻艺术品最富代表性。它的雕建者为李仲寂，曾率人修建举世闻名的龙门奉先寺。上元二年，建寺工程既告成功，高宗遂令仲寂率原班人马营建恭陵。故此，恭陵石刻无论从雕刻技法，还是从人物造型上，与龙门奉先寺可以说是一世俗，一宗教，二者虽题材不同，但有珠联璧合、异曲同工之妙。恭陵所雕天马、石狮，明显地继承了东汉天禄辟邪的风韵，不仅强调雕刻造型敦厚、饱满，整体感强烈，摈弃枝节的刻划，而且突出其间刚健威武的气势。例如，石狮的鬃毛皆作薄浮雕处理，须部用铁线画的笔调，突出了整体轮廓。立狮的腿部后侧又多用直线，形似刀削一般，展现了健与力的合谐统一。此外，石狮皆圆睁双目，头稍上昂，又使人领略到雄壮之美。天马的雕刻，则表现为马鬃被大部分省略，马尾作弧形撑地，周身又以线浮雕加以细腻刻划，造型准确生动，线条圆润流畅。翁仲更是别具一格，总体上看，面部丰满，写实性强烈。细观各翁仲，或面含微笑，态度平和，或微闭双目，若有所思；亦或目视前方，有所顾盼，皆手倚宝剑，褒衣博带而立。盛唐雕塑的特征，使人一望而知。这些稀世佳作，是我国唐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



和陵，是唐代末年昭宗李晔的墓陵。昭宗即位，正是大唐帝国处于风雨飘摇、即将衰落复灭的年代。此时，黄巢农民起义军横扫大地。天复三年(903年)朱温挟昭宗迁都洛阳。天佑元年(904年)8月，昭宗于东都宫城为后梁朱温所杀。为掩人耳目，朱温假惺惺地按照帝王礼仪，葬昭宗于当时缑氏县东北五里的太平山上。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虽制以帝王之礼，但实际上也只能是草草埋葬了事，因而和陵远没有恭陵的规模宏伟。其占地面积仅三千五百平方米，冢高约三十米。陵前石刻群如同墓主人的命运一样，随着年代久远而遭劫废弃无遗，如今遗迹已荡然无存。



太子李弘和昭宗李哗，都是命运多舛、英年早逝的皇帝，一个莫名死去，一个被篡权者杀死，生前不幸，死后同样不幸。他们被孤独地留在了洛阳，远离他们祖先的陵园，帝魂萦绕景山，安息在这一片风水宝地之中。

伊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