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的反腐败思想 1

灵魂驱壳

　　［摘 要］ **痛恨**污吏，主张建立廉洁政府。**倡导的反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但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为了反对腐败，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加重视反腐败问题，提醒全党拒腐防变，并提出了一些防范和克服的具体措施。正是由于**特别重视反腐败问题，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的腐败程度是非常低的。**认为反腐败能否成功在于能否走群众路线，能否发动群众，能否依靠群众。今天，人民群众还是反腐败的决定力量。中国gongchandang要成为廉洁的执政党，要澄清吏治，完成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关键词］ ** 反腐败思想
　　今天，**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人们景仰他的伟烈丰功、他的光辉思想、他的高尚品德。他不仅是豪杰，更是圣贤；他不仅是“办事之人”，更是“传教之人”；他不仅是领袖，更是导师。联系到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宣传、学习、研究**的反腐败思想，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一
　　**在青年时代就“坚决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发展现代工业，而且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廉洁’的政府机构”。[1]**痛恨**污吏，主张建立廉洁政府。在国民革命时期，他热情地赞扬了湖南的农民运动“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他说：“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事，几乎都是**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2]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3]
　　1938年10月，**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说：“gongchandang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gongchandang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gongchandang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多次引用农民起义胜利后又失败的教训，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
　　1944年，是明朝灭亡300周年，也是李自成起义失败300周年。为此，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最先于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连载，不久即传到延安，引起了**的重视。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此文，在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曾引起广泛的反响。**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特别谈了此文，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5]“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不久，林伯渠由延安飞抵重庆，将党中央和**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的消息，亲自告诉了郭沫若。[7]可见，**当年是深刻地认识到这篇史论的重要现实意义的。同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问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8]信中希望郭沫若“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9]
　　1943年10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即《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说：“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10]
　　1945年1月l0日，**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11]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gongchandang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12]
　　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3]“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14]
　　1946年7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即《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说：“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门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15]1947年10月10日，**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说：“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16]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提出了“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贫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17]的基本政策。在此前后，各解放区都制订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了各种贪污罪行和对贪污罪的惩治办法。各解放区都认真执行了惩治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分子，为壮大我党我军力量，为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5年7月初，黄炎培与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在**接见黄炎培时，黄坦率地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都跳不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笑了笑。他首先向黄炎培表示感谢，然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建国后，**沿着他所找到的新路：发扬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注意防止和反对腐败，力求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倡导的反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但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为了反对腐败，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
二
　　**一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革命取得胜利之际，他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请听他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的警钟：“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的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gongchandang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防范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1949年3月，**在进北平前夕，为使身边的工作人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把他们召集起来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gongchandang人进北平，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搞腐化，不许讲享乐，要坚持继续革命。”3月24日凌晨，200多辆小、中型吉普车、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分批从西柏坡出发驶上通往北平的大道。**等中央领导同志分乘11辆小车，率先上路。登车前，**想起了305年前李自成进北京的情景，他风趣地、意味深长地对**等领导同志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合格，希望会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