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梁庄：中国乡村走向死亡的一个普通标本

冰川枭狮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分别于2008年、2009年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该作品选摘《梁庄》获得2010年度人民文学颁发的“非虚构作品奖”，同时获评《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好书。
  梁鸿家乡的豆面条和烩面是很好吃的，里面都加了一些芝麻叶或者红薯叶、萝卜樱子、南瓜叶子做成的干菜，大热天摘下晒干，冬天用水泡发，热气腾腾的面条里，就浮现出干菜诱人的暗绿色，散发出别样的香味，这样的一碗豆面条或者烩面，让离开家乡的人扯心扯肺。
  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算上梁家的祖辈们，吃干菜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每逢荒年乱世，灾民饮食无着，干菜是最后赖以活命的食物，所以当地人家再穷也要晒一些干菜———谁知道哪一年又会饿肚子？饥苦成为梁家几代人记忆深处的感受。
  不过在北京，梁鸿已经很难吃到地道的家乡饭了，近20年来，每天的电话、短信，成为她和家乡血脉的连接。“啊呀，你不知道，咱村里又出了个大事呀……那个谁谁谁……”日渐模糊的梁庄，在亲人们的描述中，渐渐清晰，乃至成为隐痛——对，那是故乡，可又是那样陌生；那是中国已经或者正在逐渐消失的40万个村庄中的一个。
陌生的故乡
  每次回家，梁鸿特别喜欢坐在火车的窗户边，看着火车一点一点到了平原，一片绿色的庄稼地，庄稼地里突然有一棵树伸出来了，或者有一座坟，坟旁边有一棵树，还有远远的村庄，那么朴素，那么沉默，都让她感觉非常幸福，非常满足。回到梁庄，她也特别有归属感，早逝的母亲安葬在梁庄河坡上的公墓里，那里开阔，安静。梁鸿每次给母亲上坟，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993年离开家乡后，实际上梁鸿很少回梁庄，更多的时候由姊妹们代她给母亲磕个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台上，作为中文系的教授，她要教中文写作课，要作学术论文。然而，她越来越质疑这种虚构的生活：“我站在讲台上常常自问，我讲的这些，我自己相信吗？我的学问跟谁发生了联系？”她思念曾经生活了20年的穰县梁庄，一次次地，她在内心追问自己：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已经有十年之久，写写故乡的冲动始终在她内心冲撞。2008年暑假，梁鸿终于回家了。
  2008年7月3日，父亲带着姊妹们来接梁鸿。车门打开，早站在车厢门口的3岁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下车，他指着地上说：“脏，太脏了。”大家哄堂大笑。车站到处是被雨水淋湿了的水果皮和废纸，苍蝇在垃圾上爬来爬去。来自北京的儿子有点被吓住了，看着接自己的亲人，梁鸿有点羞愧，事后狠狠地批评了儿子一通。
  回梁庄的路上，梁鸿还在想念20多年前有鸭子飞过水面的坑塘（水塘）。那时候的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高高地冒出来，随风摇曳，清香的莲子伸手可摘，水里还有鱼和螺壳。半个多小时后，梁庄村口到了，梁鸿记忆中清澈的开满荷花的坑塘，现在还不到原来的1/3，污水、树叶、苔藓和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种生活垃圾漂浮在黑绿色的水面上。
村庄的主路两旁，现在盖起了一排排新房，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铸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但一把把铁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偶尔，有人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是老人和年幼的孩子。通向梁家老屋的路，几乎已被及膝的杂草和灌木封住。正屋屋顶上到处是大洞，地基倾斜，院墙坍塌。以老屋为起点往东看，竟是大片连绵的废墟，到处是瓦砾断墙，断墙角落还有倒塌了一半的锅灶，上面有落满灰尘的锅盖和铁铲。
  而在梁鸿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老屋前面的树下就是梁庄的中心。夏天，每到吃午饭，这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边说笑，传着闲言碎语，一边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晚上，这里是歇凉的中心，到了半夜，还有人在这里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梁庄的西南边，则是一片离地平线三丈深的整齐的凹陷地，足足有上百亩，一眼望过去，非常平坦。
“连上砖场，这儿原来共有两三百亩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麦黄梢时，一片金黄，那真是漂亮。现在这地，已经没法种了，因为没有任何营养了。”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
梁光正所说的砖场，建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那曾经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重新复苏的标志之一。80年代初期开始，村里有许多人都在这个砖场干过活，以挣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学费。到2005年，国家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砖窑废弃了，环绕砖场的是无数不均匀的大坑。这些年间，梁庄砖场到底挖了多少土，挖有多深，只要看看砖场旁边的那根电线杆就明白了———从电线杆的底座到它裸露出来的根部约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电线杆成了一根孤零零的旗杆。砖窑前面的河坡如今也被削得几乎和地平线一样平———它曾经像城墙一样，抵挡过汹涌的河水。
灌溉梁庄田地的河是湍水，几百年前，它就流经这里。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曾记载，在湍河两岸，生长着如奇葩般的菊花，味美异常。梁鸿的父亲记得，他小时候湍水还能行船，来自武汉、襄樊十吨八吨的大船都能行经这里。河道变窄后，绿色的河坡成为空旷的荒野，小鹿、湖洼、野鸭、芦苇荡，不知什么时候也消失了。河水越来越少，有许多地方只剩下干涸的河底。很长一段时间，上游造纸厂排出的废水都流进湍河，黑亮亮的河水像汽油，浮着泡沫，整个河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
   河岸两旁，挖沙车像蚂蝗一样拥挤着。大约五里的路程，就有将近20个挖沙机，平均一里地就有4个，有些地方更集中。河岸边还有挖沙遗留下来的一个个大型不规则的沙窝，梁鸿的哥哥梁毅志说，这里的沙、水都物有其主，被不同的沙场老板分治割据，“一到夏天，河水涨了，这些沙窝就全是大旋涡，每年都淹死人。”
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在这里，梁鸿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20年的梁庄。走在路上，她总有迷失的感觉，“我的家乡怎么变成了这样？”
吞噬生命的河流
  要不是痔疮太厉害，五奶奶还见不到小儿子光亮，“五年啦，没钱（寄）回来。”儿子躺在床上输液，这个中年男人给母亲算账说：“啥世道，城里割个痔疮也算手术，还要住院，三四千块钱！好嘛，好不容易攒起点钱就要交到那里去，还不如回这找个卫生院、诊所割了省事，才几百块钱！”
   五奶奶70岁了，头发全白，肥胖、慈祥，有着爽朗的笑声。儿子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就在家照顾他们的孩子，儿子每个月寄500元钱回来。
   梁鸿的老父亲在一旁说，村里几乎家家是这样，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不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有一对老两口照顾4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4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
中午，五奶奶要给5个孙子孙女做面条吃。孙女刚出大门就哭喊起来“奶奶，他把俺头打了！”
“这土匪！”五奶奶把围裙卷在腰里，去追被叫做土匪的调皮小子，小男孩一溜烟窜到门前的冬麦地里，远远地嗷嗷叫着蹦着。
不到5分钟，院子里的女孩嚎啕大哭，“土匪”把砖头砸在了她的头上，五奶奶用扫帚打“土匪”，他笑嘻嘻地跳着“不疼，不疼！”
“要是给我3个这样的孩子，我连半月都活不了。”五奶奶坐在凳子上，累得直喘。
五奶奶和光亮谁都不提9年前淹死的调皮蛋。死的时候，他11岁，“要是活着，现在20岁了。”五奶奶每年都念叨这个孙子。
9年前，五奶奶领着孙子调皮蛋上学，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做饭，地里的活还要抽空干。有天中午正做饭，邻居孩子跑来告诉五奶奶，调皮蛋掉河里了，大人正捞他。五奶奶顺着砖瓦场走下去，边走边哭，想着这咋给儿子儿媳交代呀。她走的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蹚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只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跑到河边，一群人在水里摸，大人用脚探住了调皮蛋，用劲挑起来，调皮蛋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旋涡里激死了。
   五奶奶现在还记得孙子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扎过，说没就没了。五奶奶一屁股坐在沙里，抱着娃儿的身子哭：“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当年淹死调皮蛋的湍河，如今已被挖得很窄，河道被挖掘出许多杂乱的小支流，河水也随意漫流着，有些地方清浅无水，有些地方水流却非常急。隔两三百米，就有挖沙船的传送带隆隆地响着，挖沙机横在水里，吊机悬在空中，机器旁边是一堆堆沙子，拉沙的卡车隆隆地来去，一派繁忙景象。梁鸿的哥哥梁毅志说，1994年，一小四轮（小型拖拉机）沙子带工钱才5元，现在，建筑工地多，一卡车要100多元钱。河面上挖沙场太多，有的河段已经被抛弃，因为河底已经挖到黄泥层，没有沙了。
后来，梁鸿去采访县城的水利局副局长，副局长说：“我管水，但是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我们局里有一个同志的小孩，16岁，就是前几年被淹死的。”而且，短暂停工后的上游造纸厂又要开工了，作为邻县的支柱产业，“它一直是开开停停。”养猪的校舍
  梁庄小学已关闭将近十年了，不知谁把原来的字改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残破的两层红砖楼，几年几班的牌子还没有摘下，楼下二年级1班和2班的教室都关着两头猪，水泥地面上猪粪和泥水和在一起，臭味和着教室里陈年潮湿的气味从门口涌出来。升国旗的地方只剩下水泥墩，看门的兴哥说，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卖废品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兴哥和老伴在院里种上了大葱和小油菜，“地硬，原来全是砖地，可不好刨。”老伴抱怨着。教室的窗玻璃大都被打烂了，兴哥老伴说，有的窗框也被调皮孩子扒走了，“啥都给你整得稀烂，要不是我们看着，大门都叫人扒走了。”
  兴哥有时能赚点小钱。他牵着一头猪出去配种，猪一路叫着，泻出的猪粪撒在院子正中的路面上。出去一会，兴哥把猪拴在旗墩子上，忙着给客人倒水喝，“村里有几户盖房子，猪没处放，就圈这里。”
  兴哥把暖壶和杂物都放在石碑上，“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是他在猪槽下面找到的，他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
  曾在这里教书的老民办教师万明记得，1981年国家开始资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现在的两层红砖楼是那年盖的。小学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200多个学生。
    但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学生被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学校也就散了。”
无以为继的农田
给梁鸿的爷爷和三爷上坟时，梁鸿的父亲梁光正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了4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
1960年前，梁庄的梁家人有200多口，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每户都有人死。梁光正记得，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1958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都饿得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到1981年、1982年，人民公社体制即将消亡，联产承包开始推行。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8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因为地少，收成不够养家糊口，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就曾去北京打工。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到北京后第二天，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提到那个时候出去闯天下，梁毅志笑起来：“我还带了一辆山地车回来，那时候要600多元钱。”
据他了解，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家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地很。”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原来村里有1000多口人，“现在进村不见人，死了人都没人抬。找不到年轻人抬、挖坑弄啥。”
   如今梁庄的土地也多是老人在种，梁光正算了一个明白账：一个人8分地，一般种麦子和玉米，一亩麦子最高产量800斤，玉米1000斤，都合8角钱一斤，一年才见1400元。再算投资，麦子一亩地得200元钱，犁地上肥料就得300元钱，总共700元钱能把庄稼收到家里来，这还是好年景，按最高的产量算。一亩地一年挣700元钱。
少年奸杀案
   2006年1月23日，当地的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这成为梁庄十几年间最令人震动的大事。原来就是他杀害并强奸了梁庄82岁的刘老太。此时，距刘老太被害已近两年，距公安局驻梁庄调查案件也已有9个月。
王家少年被抓后，他的供词也很快传到了梁庄。那天晚上，从学校上完夜自习回来，王家少年打开电视机和DVD机，从哥哥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黄碟看。看完之后他就睡觉了。半夜一点钟起床小便后，他到刘老太所住的小屋，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在公安局排查的9个月里，王家少年每天早晨从家里去上学，晚上回来睡觉，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据当时上课的老师讲，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梁鸿走访村民得知，王家少年性格内向，从不和同龄人玩。虽然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他的学习倒是一直不错，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多说话，看着也面善，从不像其他孩子一样逃学、上网、打游戏。大家都还想着，王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梁鸿和五奶奶聊起这事的时候，五奶奶“呸”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要是我是他妈，就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要他干啥，太坏了，太残忍了。”她言语非常激愤，和梁鸿父亲及老支书梁兴隆的语气一模一样。通过重重关系，梁鸿终于获得探视王家少年的机会。面前的年轻人单薄、瘦弱，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须都没有———看到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梁鸿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她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她一下子崩溃了，“谁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她后来写道。“害就害在九几年（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绑架、黄色录像、抢劫……慢慢出现，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听说黑社会啥的……”梁光正也叹气，“早些年（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比较安生，哪有这些个事？”除了被判死刑的王家少年，梁鸿采访的巧玉媳妇也曾是被看不起的人，前夫还活着的时候，她就和村里另一个男人相好上，双双去了深圳打工，然后和前夫办了离婚。可当她听说前夫脑血栓中风在床时，巧玉两口子马上就回来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俩天天推着前夫到街上去打针、看病，两个人照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人，认认真真地服侍着，一直到前夫发病去世。回忆中的梁庄，总是温暖亲切的。梁鸿的大姐还清楚记得，上世纪80年代过年，家里总要做一大锅烩菜，姊妹几个每人要给村里人端一碗（条件好的要端饺子，一般就是萝卜烩菜），别人家也会让孩子端一碗烩菜送回来，这样端回来就是一锅百家饭。平时家里有点小隔阂的，这时候都不能太计较，“如果两家都不端菜了，那这两家的关系就等于断了，”梁鸿大姐说：“这些年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家里都没有人了。”礼尚往来，谦卑宽厚，善良诚恳……这些古老的道德依然深得乡人的尊重。“在乡村，这种东西它会越来越少，因为整个乡村的文化处于一个颓败状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化，在这几十年里其实在慢慢地破坏掉。”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禁不住感慨。土葬之恋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梁鸿的大伯“老道义”是梁庄最早的大学生，先在县城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到镇上教书，他和梁鸿的父亲一样倔犟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于是人们背地里都叫他“老道义”。2004年，“老道义”得肺气肿去世。但去世前，老人就说，不想火化，一直念叨着怕疼，哪怕出点钱也行，他给村支书也说，希望有完整的尸首，见不得烧那样子。“老道义”的儿子万会十分为难，在梁庄，一种是半夜偷偷埋掉，亲人来了不敢哭出声，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另一种是出钱完整地埋，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民政上的人知道了不好办，还得花钱。“老道义”去世的时候，上面正盯得紧，县上的人也跟过来，不火化不行了，但又不能违背老人的遗愿，儿子万会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之前，就让阴阳先生把父亲的手指甲和脚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他曾安慰自己：“这也算是个囫囵人。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可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但到了火葬场，父亲头上蒙着的黄纸老往下掉。儿子万会抬起来盖上，一会又掉了，后来才发现，是父亲的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所以提示我。”隔了这么多年，万会想起来还是难过，“我当时就哭了，爹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新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老道义”的骨灰是偷偷埋掉的，亲人们哭得声音都很小，只是抹眼泪。万会说，原来大队说要给村里找片地，盖个房放骨灰盒，但这么多年也没有见动静，“在农村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乡村出路在何方村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一种对象，大概只有100年的历史，中国古代资料里存在的是官方的“里”和“社”。现代以来，包括延安时期，人们利用民间的剪纸、喜剧进行宣传。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以村庄为题材的大部头小说《艳阳天》，这些在历史上都是很难看到的。梁鸿采访的人物故事，则大多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间。《中国在梁庄》的写作集中在2010年上半年，中间有段时间梁鸿写不下去了，“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这些故事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乡村走的是一条死路？难道中国的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吗？身处强大的现代化旋涡当中，乡土的中国在逐渐终结吗？出路到底在何方？”2010年11月，《中国在梁庄》出版。梁鸿的大姐看完后对梁鸿说：“你写的家乡很真实，可是你也应该看到好的一面，过去连文盲都解决不了，现在你看有吃有喝有钱花；过去咱妈有病，每一分钱都要靠自己拼，你看现在国家掏一大部分，医疗解决多大问题……妈现在活着该多好……她一天福也没享过。      ”梁鸿无以辩驳。她总想起年少时，寒冷的夜晚，吃过晚饭，一家人早早躺下，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躺在母亲的脚头，抱着常年瘫痪的母亲冰凉的脚，给她捂暖，梁鸿姊妹们躺在另一张大床上，盖着破烂单薄的被子，相互挤在一起取暖。窗外清白的月光照进来，父亲悠悠唱起“胡凤莲，站舟船……”（豫剧《海棠泪》段落）悲哀与温暖一同流到心里，这一场景成为梁鸿心灵永远的底色：凄凉，悲伤，但又有难以言传的温暖。74岁的梁光正，以自己大半个世纪的乡村经验和思索，帮女儿完成了采访，《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尽管视力还很好，老父亲却始终不愿意看，他说“看了心头难过……”一直到《中国在梁庄》频繁获奖，梁鸿的心情还是很复杂。2011年1月6日，她去领奖，发言那一刻，梁庄熟悉的亲人和乡亲，一下都涌到了眼前，她含着眼泪，有点哽咽：“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改变乡村，寻找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之路，这几乎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执著的追求———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温铁军的定州“翟城村”，都是乡村调查的范本———梁鸿的梁庄，还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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