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明汗在辽东推行的弊政及宁远之败

温柔一剑

    从天启元年至天启二年(1621—1622年)开始的几年时间里，随着后金军攻占辽河东西广大地域，努尔哈赤把后金残暴落后的弊政推广到新占领的汉族聚居的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广大汉族人民群众反抗后金弊政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地开展起来。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掠民为奴，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加深了辽民的苦难，辽东士农工商挺身而起，英勇反抗。
    辽东军民反对后金国统治的斗争，显示了两大特点。一是全民反抗。参加反金斗争的，不仅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兵士，还有大量生员参加，原任明国中军、都司、守备等将官，也有不少投人反金行列，这在天命六年七月的“镇江起义”，显示得十分清楚。明辽东巡抚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率兵220余人，由海上进袭镇江，船到朝鲜弥串岛，侦知后金游击伶真真将所辖士兵派往“抄杀”黄嘴、商山等处，“城中空虚”。这时，右卫生员王一宁往朝鲜借兵，未成，返回之时，与毛文龙相遇，遂决定袭取镇江。先遣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与镇江中军陈良策商议，陈良策等人愿为内应。陈良策与居民潜通于明将毛文龙”，“令别堡之民”数百人在镇江城外呐喊，“诈称兵至”，“大呼噪”，陈良策等在城内响应，“大呼明大兵至”，“城中惊扰”，陈良策等“乘乱”，率众擒获守城游击终养真及其子终丰年等“贼党六十人”，送往毛文龙。毛文龙在镇江“收兵万人”，“南卫震动”。汤站、险山二堡民亦执守堡官陈九阶、李世科“叛投文龙”。“长甸守堡自愿往投（文龙）”。此次起义，右卫生员王一宁为军师，镇江中军陈良策组织和指挥，堡民踊跃参加，长甸守堡自愿投顺毛文龙，可见是士农工商兵齐起反抗后金国。
    二是斗争方式多种多样，但以起义逃亡为主。金国汗遣降将陈尧道为宽奠参将，同守备郭彦光、吕端招降四卫，行至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人，“不受伪命”，刺杀陈尧道三贼，“聚集三千人，献血共盟”。马虎山民任九，锡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王恩绍、秦卓山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奴，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杀五人，其一人逸”。清朝官修的《明史》卷二五九也载称：“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若自固，以待官军。”广宁附近山区居民三万余人坚守山寨，拒不降金。复州民集议反金，约请明兵来援。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开展。
    逃亡，是辽东军民采取的又一主要斗争方式。被掠为俘虏沦为阿哈的汉人，愤怒反抗野蛮的奴隶制剥削，为金国汗贝勒强制编户的汉民，痛恨金兵的屠杀掳掠，他们纷纷大批逃走。有的逃往朝鲜，待机返明。天命六年五月，“逃人朝鲜者，亦不下二万”。七月，镇江兵民起义遭汗贝勒镇压下去后，三万余人渡江，逃人朝  鲜。努尔哈赤为此致书威胁朝鲜国王遣回辽民说：“据闻我所获得之辽东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下仇怨，对朝鲜不利。
    逃往沿海岛屿及渡海进人山东的也很多。天命六年五月，仅山东登州、莱州，就接渡辽左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官民男妇三万四千余名。毛文龙据皮岛，辽民“多逃岛中”，众达十余万。其他长鹿岛、石门岛等岛，也有大量逃民。
    逃入关内的兵民更多，到天命七年七月，已多达280余万人。此后，逃者仍然络绎不绝，姑以天命八年为例，这一年，沙安峪等四村民众3000人，向明国逃去，清河、岫岩和叆河，都发生了大批逃亡的事件，复州城民18000余丁欲尽数逃人朝鲜。
    辽东军民还采取了投放毒药等方式进行斗争。不少村民投毒于井水，以毒药饲养牲畜，放毒于食品之中，以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下达汗谕，告诫八旗官兵谨慎小心，明确指出，有人投毒于水，在盐中放药，以药养猪出售，谕令官兵不要在买猪当日宰杀，须过几天药毒散尽以后，才能宰食。用水用盐，都要格外小心，仔细检视，对于买来的葱、瓜、茄子以及鸡、鸭、鹅等，一也要谨慎查看，防止中毒。他还下达严谕，命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店主姓名刻于石头或木板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商贩，因为这些人常用毒药谋害八旗官兵。堂堂一国之君，竟要下达这样的谕旨，历史上是极为罕有的，可见汉民以投毒来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十分频繁的，已经对汗、贝勒的统治造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辽东兵民还采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后金斗争，有的私藏兵器，违令不交，为起义作准备;有的藐视汗谕，收留逃亡的包衣阿哈，清点时又隐瞒不报，对抗搜捕逃人的严令;有的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将，惩治欺凌民众的暴徒;有的还张贴书文，斥责努尔哈赤是“说尧舜之话，而心是桀纣之心”。
    《满文老档》载录了两条辽东民众反抗后金斗争的总结性材料。一条是着重讲逃亡问题。天命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达大杀“无谷之人”的汗谕，怒气冲冲地说：“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因为，“盗牛马而杀者，火焚积谷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也”。《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说：“得辽东后，汉人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发怒而言也。”
    这是得辽东以后第四个年头时的局面，不管汗、贝勒如何巧言诱惑和严格控制残酷屠杀，包衣阿哈和一般汉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断地逃，大批地逃，根本无法控制。
    另一条总结性材料是讲武装反抗问题。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列举辽民武装斗争说：
        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养之。如斯育养，不从。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镇江之人，捕我任用之咚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广宁。双山之人，约期带来彼方（指明朝）之兵，杀我之人。山由岩之人叛行，为魏秀才告发。复州之人叛，约期带来明国之船。平顶山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不念我养育之恩，仍向明国，故杀有罪地方之人。若令无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乱将不绝，因而移之，带来于北方。带来之后，住宅田谷，悉皆给与而养之。虽如此育养，仍放入奸细，受其札付，叛逃而行者不绝。今年，川城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带其户来，遣人往明国，约期率兵前来。彰义站之人，以明兵来时将棒打女真，而准备棍棒。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围各堡之人，皆放入奸细，约期引兵前来携之而去。
    这道汗谕清楚地表明了辽东军民武装斗争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从金军进驻辽东开始，斗争就风起云涌，连续不断，遍及后金整个辖区。
    尽管斗争十分残酷，满汉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成千上万的起义者、逃亡者，惨遭屠杀，妻儿为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鲜血没有白流，满汉人民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汗、贝勒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严峻的形势，采取正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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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领精兵数万，大举攻明，十三日取沈阳，二十一日下辽阳，海州、盖州等七十余城堡相继归顺，并定议迁都辽阳，后金国的发展进人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面临着崭新的局面和严峻的形势，必须制订新的正确的基本方针，以及采取相应的系列政策和措施。
    在正式论述基本方针之前，先讲讲与此有关的国号问题。天命四年三月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在同月的致朝鲜国王书信中，努尔哈赤使用了“后金国汗”和“后金国王”的称呼，从此“后金国”的国号正式出现于对明国、对朝鲜交往的书信中。过了两年，天命六年三月八旗军进驻辽沈以后，努尔哈赤在对内对外的“汗谕”、书信中，以“金国”或“大金国”的国号，代替了“后金国”的国号。表明此事的史料根据主要有6件，其中3件是努尔哈赤的孙女婿李永芳于天命六年五月致朝鲜边将的书信，即：
        大金国附马王李永芳谕朝鲜守边官将知道：我大金皇帝收取辽东……
        大金（国）驸马王李，为招抚军民事，票仰义州节度使……
        大金国驸马王李，谕义州节度使知道，……且辽东城堡，全归大金。镇江乃朝鲜要路，已属大金……或者你以我大金尚未一统，非可统驭你国。
    另外3件史料是文物：一为天命八年所铸云板铭文：“大金天命癸亥年铸”;二是东京辽阳城德胜门石额书：“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立”，壬戌年是天命七年;三系东京辽阳城天佑门石额书“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立”。
    从“后金国”改称为“大金国”（或“大金”，或“金国”），一字之改，含义颇深。“后金国”之国号，固然可以表现出努尔哈赤摆脱了隶属于明国为明帝臣仆之建州卫酋长之意思，要与明帝平起平坐，至少是互不隶属，但毕竟口气小了一点，态度软了一点，将本国写成是几百年前宋辽金时期的金国之后，一个已被元朝灭掉的金国之后，值不得炫耀，与赶走元帝、取而代之的大明天子来说，显然差了一大截。现在，改称“金国”、“大金国”，既可以完完全全与明国相提并列，都是大国之君，又意味着我大金国汗努尔哈赤，要进军入关，拿下燕京，把明帝驱逐到南方，形成金、明对峙的南北朝局面，首先是要全部占据辽东。这应该是努尔哈赤改国号为“金国”、“大金国”的意图吧。
    这不仅是从国号一个字之改的推测，而且从半年以后攻取广宁和对待辽东地区的基本方针以及一些政策、措施，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辽东地区，不管是河西地区还是河东地区，居民主要是汉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发式、语言文字乃至相貌性格爱好，皆与满族截然不同，怎样管辖，怎样才能让其为汗所用，为汗效劳，为汗耕田种地筑城纳粮？
    辽东地区汉民以及先前在抚顺、开原等地被俘的包衣阿哈，猛烈反对野蛮的奴隶制和金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怎样才能镇压下去，才能减少反抗，稳定局面？
    人丁大减，民不宁居，田地荒芜，各业萧条，社会混乱，怎样安定，怎样恢复？
    明廷大调兵马，广修城堡，抢运粮草，赶制火器甲仗，极力挽救辽东危机，加强防卫，并屡派密使，潜入辽沈，联络反金人员，策划辽民武装反抗和大批外逃，以扰乱金国，牵制兵力，进而伺机出兵，收复失地，此情此策，如何对付？
    满族人丁移居辽东以后，怎样安排？是固守旧俗，还是改行新制，或者另用其他方法？
    这些问题，皆需当机立断，迅速解决。
    情况虽然复杂纷繁，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不过是两种制度之争和统治权的攫夺，即满族原有的奴隶制与辽河东西汉族封建制度的竞争，满族贵族代替明王朝汉族地主阶级，攫取对辽东人民压迫剥削的统治权。
    奴隶制和封建制虽然都是剥削制度，而且在当时辽河东西地区来说，都不适应于现有生产力的水平，都是落后的制度，但两相比较，奴隶制更野蛮，更残酷，更落后，劳动人民受苦更深，日子更难过。制度既然两样，相遇必然相争，是奴隶制压下封建制，还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二者之间，不能长期并行，必以一种制度衰落灭亡而结局。
    社会制度既然不同，阶级关系必然相异。天命六年三月以后的金国，主要表现为统治权的问题。满族贵族要想夺取对全辽满汉人民的统治权，坐稳汗、贝勒的宝座，就必须将民众控制住，严格管辖，残酷镇压，以确保君权。由于奴隶制和封建制都是剥削制度，在压迫人民这一根本点上是相同的，只是具体的剥削方式有所差异，因此，统治阶级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放弃原有的剥削方式，改行新法，或两者兼用。即使是改行新法，往往也是被动的、勉强的，也要将旧的东西强加进去。从后金国、金国的这段历史看，以汗、贝勒为首的满族贵族就是这样做的。
    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和八旗各大臣，都是大奴隶主，有几十年压榨奴隶的经验，对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是行之有素，习以为常了。现在进驻辽东地区，从其奴隶主本性来说，自然要推行旧制，扩大旧制，将辽民变为阿哈，使奴隶制囊括金国整个辖区。当时，八旗军屯驻要地，辽民是屠刀之下的降民，稍不顺眼，就鞭棍相责，斩首抄家，可以任意摆布，正是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的好时机，汗、贝勒、大臣、八旗官将也的确在大肆掠民为奴，设置庄园。但是，满族贵族官将要想把全部辽民或大部分辽民变为阿哈，完全取消辽东地区原有的封建制，代以自己固有的奴隶制，却面临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就是前面讲过的满汉人民坚决反对奴隶制剥削、反对奴隶主专政的后金国的强大斗争。
    既不能将所有汉民都变为包衣阿哈，汗、贝勒也不会轻易放弃祖传旧制，完全接受辽东封建制。也就是说，既不能完全汉化，完全封建化，又不能完全女真化，全部实行奴隶制，怎么办？金国汗努尔哈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年轻时候建州小部酋长之子努尔哈赤，多次进人抚顺马市与汉商买卖货物，结交汉人、蒙古人，爱好学习，通晓满文、汉文、蒙文，熟谙中原历朝和金、蒙历史，“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这样的经历和知识，对他现在制定金国新形势下的基本方针，起了很好作用。他很看重明国制度规章。刚刚打下辽阳，他就于天命六年四月初三日对督堂阿敦、副将李永芳、马文明及汉人众游击降谕说：“着将明国所定诸项规章法令，俱缮书陈奏，去其不适，取其相宜上闻。不得以异国之人不知，而行谎报。另外，辽东之兵数几何，城堡若干，百姓若干，木匠、画匠等匠役数目，尽皆上书呈报。”努尔哈赤既叫书写明国规章法令，而且令取其适者上闻，显然是要以明制中适合金国的规章法令作参考，以备采用。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制定了新形势下的基本方针，即两种制度并行，既掳掠部分辽民，设置庄田，逼其充当包衣阿哈，延续和扩大奴隶制剥削方式的范围，又承认辽东地区封建制的继续存在，不将全体辽民变为阿哈，允许大部分辽民仍为民户，并根据这个方针，相应实行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剧变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各守旧业”、“计丁授田”、按丁征赋金役，以及禁杀包衣阿哈，等等。

    可惜的是，这个政策没有很好地全面贯彻实行，而且几年以后就被努尔哈赤自己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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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尔哈赤进驻辽东以后制定的三项重要国策分别为  优渥女真   满蒙联盟   豢养尼堪    其中对豢养尼堪具体为


一、汉官的任用和疏远

    （一）大量任用汉官

    “豢养尼堪”，是金国汗努尔哈赤进驻辽东以后制定的第三项重要国策，目的是保证对辽东数以百万计的汉人的控制和利用。这项国策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任用汉官，二是对付汉民。
    进入辽沈以后，金国汗任用了大量汉官。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率军攻下抚顺，守城游击李永芳降金起，陆续有一些明朝的官吏、生员和偏裨末将战败被俘归顺，特别是天命六年三月打下沈阳、辽阳，进驻辽东以后，不少汉官纷纷投降，愿为新主效劳。明国重镇广宁的失陷，就并非金军的猛攻，而是降官献城所致。
    明总兵刘渠、祈秉忠等将率领的几万大军之溃败，主要是由  于存心降金的辽东巡抚王化贞的中军游击孙得功的破坏，孙大呼兵败，动摇了军心。孙得功又串通千总郎绍贞、陆国忠等人查封府库，把守城门，遣七人往见金军求降，致广宁不战而失。平阳桥守堡阂云龙、锦州中军陈尚智等四十余城堡官将各领属兵投降。
    努尔哈赤制定大量任用汉官政策，既与这些明朝官将不为旧主卖命甘愿投奔新君的情形有关，也是对当前形势和历史背景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果断决策。以汗、贝勒为首的满族贵族，人数太少，所辖数万金兵，只能聚居辽阳、沈阳以及少数军事要地，其他州县城镇和广大乡村，难以一一分兵屯驻。兼之，满汉之间，语言不通，文字相异，服饰有别，习俗不同，无法了解数百万辽民的心情，不易查获“叛逃”密谋，也很难逼迫汉民纳粮贡物当兵服役。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之下，要想由满族贵族独占一切，完全排斥汉族官将地主，那是绝对不行的，没有汉人官员将官和地主的合作，汗、贝勒就不能在辽东站稳脚跟，控制住全辽汉人，更谈不上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大举攻明，夺取关内州县，扩展金国辖区，攫取更多的人畜财帛。因此，必须实行大量任用汉官的政策。这一政策执行如何，是好是坏？汉官的多数，是真心实意为英明汗甘效犬马之劳，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或是三心二意，窥测时局，待机而变？直接关系着辽东地区局势的稳定和金国的扩展。进驻辽东初期，努尔哈赤对一这问题的处理，还是相当明智和妥善的，大量擢用汉官，对站稳脚跟起了积极作用。
    努尔哈赤多次谈到必须任用汉官。他曾在一次专门召集汉官的会议上，对汉官说：“尔等之国人，可信者，不可靠者，尔等知之矣。”尔等应当担负起防守边境的责任，“善为把守边境不固之处，收其不可靠之人”。
    努尔哈赤的高明，不仅仅表现在他认识到需用汉官的必要性，而且还在于他进一步注意到应当委任哪些汉官。此时，金国的人口、辖区、兵数，还是远远少于明国，能否久驻辽东，仍是疑问。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那些原来身为明朝尚书、总督、巡抚、总兵官的高官大臣，很难立即改变常态，认“夷”为父，屈身事汗。相反，有些微员小吏偏裨末将以及罪臣闲官，贪图荣华富贵，倒有可能背叛明帝，投靠新汗，甘效犬马之劳。因此，努尔哈赤特别注意收罗和起用明朝的罪臣、废官及中下官将。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打下辽阳，二十四日即“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此后，继续提升为金效劳的明朝废将、罪臣及战败之将。天命八年三月，努尔哈赤训斥众汉官时，讲了这样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尔等众汉官，一半之人曾于明帝时得获死罪，监禁于狱中，一半之人曾坏其身（即被革职），一无所有，又皆战阵所获而养之也。”可见明朝的废员罪臣降金以后，确被金汗大批起用。
    努尔哈赤曾对督堂下达专谕，指示不用明朝大臣，而应擢用愿为金国效劳的小官小吏。他说：
          河东归顺之汉人，馅肤于我等，出其力，致其才，被河西官员视为敌矣。以彼国为敌而馅媚于我等之人，我等若不举用育养，彼等何能维生，此后复有何人归附于我而    来，谁肯出其理事之才……彼等甚恨其国而归向我等，若尽其之力，勤其所能，则当不思其为奴为小人，即行擢用，使其为大人，则贤者将来归附我等矣。对彼之皇帝有功，给彼之官员财物，而成为官员之人，自以为原系大臣，一向为官，不为我等勤劳，不献其所知，惟观察脸色沉默无为之人，彼于我等究有何益耶！
    努尔哈赤这样大力网罗降金汉官，目的是让他们辖治汉民，为汗尽忠出力。这在天命六年四月初三日的“汗谕”中，讲得十分清楚。他给“明国众游击官”（即降金汉官）下谕说：
          我等非汝明国，不取属下人之财，不以财物送与上级大臣，公正断决。与其科索下人，给与上司，何如公正审断，汗嘉赏赐财，此诚终身享用矣。凡汗所一度嘉升之人，不似明国有过即默。尔等游击官员，须秉正直，不敛取属下之财，不馈送上司，勤守各种法令，为汗之眼，观察众人，为汗之耳，用以听众，诸凡各事，皆详加督察。
    这次“汗谕”，是打下辽阳以后12天下达的，可以说它基本上包含了金国汗对汉官的要求和政策，主要是要求汉官为汗之耳目，当汗之犬马，尽忠效劳。具体来说，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责令汉官“勤守各种法令”。为了统治阿哈、诸申和辽东汉民，金国汗制定了许多法令。比如，强迫汉民尽力种田，不许怠耕，安分守法，禁止叛逃，纳粮交税，充当役夫，筑城运谷，不许违抗，敬养汗、贝勒，尊奉家主，不得犯上失敬，等等禁令，汉官都须“勤守”，都要贯彻执    二是要求汉官“为汗之眼”，“为汗之耳”。因为汉官知悉汉民情形，了解明国习俗，故要汉官充当汗之耳目，侦察属下人员，哪家富庶，哪家贫穷，谁顺从新君，谁留恋故帝，谁能信任，谁不可靠，哪些人与明国联系，准备叛逃，要汉官及时报告，以便派兵镇压，为汗之“平盗贼，止恶逆”国策效劳。三是谕示汉官要“公正审断”，即依据维护汗、贝勒、贵族、官将利益的法令，以严刑峻法来逼令满汉人民听任汗、贝勒、大臣鱼肉盘剥，不得心怀不满，犯上作乱。四系谕劝汉官不要“科索下人”，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避免激起辽民起义反抗。努尔哈赤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不少地区的汉民，就是因为降金汉官欺压百姓、勒索民财而愤怒反抗。例如，从辽阳派往马科瓦勒赛和古河的汉官，竟敢大声叫喊说“拿财物来”。居民不胜愤怒，杀了这些民族败类。镇江、长山岛民，亦因“不能忍受尼堪官员勒索财物的罪行”而武装起义。五是谕令汉官对各事“皆详加督察”，让汉官对“诸凡各事”，都要监督，都要察看，委以汉官具体办理汉民事务的权力和职责。
    为了诱使汉官出力效劳，努尔哈赤采取了以“功”、“福”相诱，以惩罪相威胁的措施。他多次宣称，对尽忠效劳的汉官要“嘉赏赐财”“终身享受”，要“赏以功，给与为官”，实行世袭制，允诺“功臣”的子孙可以世代承袭祖、父的世职。大贝勒代善之吴某，因独自追杀逃走的汉人张世高等人有功，授为备御，后来又五次追捕斩杀逃亡的汉人，一次是在额赫霍洛方向之河，杀逃亡汉人一千余名。一次是在扎喀关，尽杀逃亡汉丁，“获妇女三百九十、马牛骡驴二百四十头”。一次是斩杀由木里库逃走的千余汉人。。吴某申诉其功后，被升为三等参将。
      明国白土厂刘参将，“全部收容他周围之村”，亲自先来归顺，升为副将，仍管旧地。
    广宁守备石廷柱，天命七年正月降，晋游击，“辖降众”，后历任昂邦章京、镇海将军，封三等伯世袭，其兄国柱、天柱（以千总降）亦授三等男。
    明开原千总金玉和，降金后，初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后历任工部参政、梅勒额真、署怀庆总兵官，定封二等男。
    备御陈完卫，去复州收割公粮时，盗走22车粮谷，努尔哈赤认为，“盗汗之公粮”，是大罪，本欲斩杀，因陈述说其父任汤山守堡时，被毛文龙擒走后处死，努尔哈赤遂指示，“由于父之功，给陈完卫的救书上写有世袭之功”，予以免死，无罪释放。
    在努尔哈赤的高官厚赏引诱下，进人辽东初期，不少明朝小官末将生员降顺金国，巴结新汗，阿谈逢迎，献计献策，告密送信，追捕逃人，逼赋催税，迁民分地，查点人丁，为金国汗效尽犬马之劳。然而好景不长，降金汉官的处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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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癸亥汗谕

    努尔哈赤网罗到一大批汉官，为汗、贝勒效劳，在进驻辽东初期，他们曾经起到了女真官将不能起的作用。但是，由于辽民抗金活动的频繁，汗、贝勒恼羞成怒，残酷镇压，极大地激怒了广大辽民拼死斗争，反金浪潮日益高涨，金国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也就是在此时期，明廷多次派遣奸细进人辽东，屯驻皮岛的毛文龙总兵也屡派密使，混人辽南，潜与汉民汉官联络，诱劝降金汉官反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一些汉官开始动摇了，三心二意，窥测时局，不那么积极了。另外一些汉官，则猛然悔悟，私与明国边臣书信往来，秘密策划，等待时机，里应外合。
    部分汉官的消极怠工，一些汉官与明私通书信的破获，少数汉官带领兵民潜逃未遂被捕，这一切，震动了汗、贝勒，羞恼了汗、贝勒。努尔哈赤不是冷静分析形势，寻找原因，想出妥当办法，以抚为主，以惩相辅，重治少数谋叛者，笼络大多数汉官，以稳定局面，而是仗势凌人，大发雷霆，放弃了原来依靠汉官的政策，转而采取了怀疑、歧视、压制、疏远汉官的错误态度。这主要表现在经常训斥汉官、惩治爱塔和怀疑李永芳三个方面。
      早在天命七年（1622年）初，努尔哈赤就曾骂过降金汉官。李永芳、伶养性等汉官利用金国女真官将刚人辽东不谙民情的机会，凭借汗、贝勒给与的职权，敲诈勒索搜刮民财，攫夺了大量人畜财帛，侵犯了女真官将利益，影响了金国役夫、兵卒的来源。努尔哈赤知道此事后，大为不满，于七年正月初二日，亲到衙门，严厉斥责众汉官说：
          曾令尔等将降兵遣归各自之父母所在之地，尔等不从，以为若将此等遣返，则今后我等俘获敌兵有何用处？乃不遣返。尔等前往新城、暖河之时，曾带人数万，欲以充兵，而不能得兵，欲以服官役，而不能得人。百丁抽一，千丁抽十，仍无做事之人。河东之人数万万，倘若皆因尔等索取财帛而使之豁免，则人有何用。至于治田派丁之事，不劳我干预，尔等理当办理。尔等不愿办理，又不依从我办理之意，而败坏之。此乃尔等与河西相谋，不充兵，不服役，而有意迟误矣。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我念子婿之情，恩养尔等也！诸贝勒之宅院积有草料乎？尔等家中庭院所积如斯草料者，若非尽皆免于赋税而取者，何能有也！草乃积于表面易见者耳，金银能见乎？尔等不思报答汗育养之恩，不明白办事，而一味如此索取财物，我等不信赖尔等汉人矣。
    这次训责的口气固然很严厉，而且点了抚顺额咐（李永芳）、西屋里额驸（佟养性）的名，还说出了“我等不信赖尔等汉人”的话，但这时双方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汉官很卖力，汗、贝勒也很重用他们，只不过是汉官们的贪婪本性难移，见财必然起意，就是要勒索民财，扩大私囊，惹恼了金国汗，挨了一顿骂。骂完之后，双方继续合作，没有引起大的政策性变化。
    金国汗、贝勒对降顺汉官态度的改变，关键在于天命八年发生的一些事。这时辽民反金浪潮不断高涨，明国“奸细”大批潜入辽东，煽动汉官反正。一部分汉官动摇了，不认真办事，也不告发明国的“奸细”，努尔哈赤非常生气。癸亥年，天命八年三月下旬，努尔哈赤重赏了一批地方上忠于金国擒捕奸细的汉官汉民。比如，宽奠的赵游击，斩杀了明总兵毛文龙派来行间的曹都司，努尔哈赤赏赵白银100两，“颁发救书，记载子孙世袭之功”，升赵的中军佟文明为备御。张德玉告发来到郎游击处的奸细，被升为备御。王园久逮捕奸细，升为备御。刘济宽告发双山备御苗一庄私通毛文龙，革苗之职，任刘为备御。博济寨王钟魁两次向草河备御苏士登首告寨民要叛逃，苏不追查，不久寨民逃走，遂杀苏士登弟兄，升王钟魁为备御。沙场备御汤英园，捕获毛文龙派来的奸细，升为游击。岫岩备御乔邦魁私通毛文龙，为其包衣首告，“将乔邦魁之宗族尽杀之，并将乔邦魁之妻及家产尽行给与首告之仆人”。
    努尔哈赤就此事大发议论，于癸亥年（天命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达汗谕，严厉斥责都城的众汉官忘恩负义，心向明国，不捕奸细。他说：
        外边地方之小人，经常捕获奸细，送往此地，奸细岂有不来我等之地之理耶？尔等众官员，一半在明帝时得获死罪，关在狱中，一半失去官职，一无所有，又皆战阵得获而养之也。吾所举用养育之官员，尔等思及养育之恩，毛文龙所遣之奸细，尔等何故不捕获耶？叛逃凶暴为乱，何故不查？若如斯不为汗而勤奋，养育尔等有何益耶？无论何人，发觉叛逃而告，知奸细之来而捕之送来时，仍如先前之人一样，赏以功，给与为官。若闻叛逃而不告，    知奸细之来而不捕，为他人告发时，将依苏士登、乔邦魁一例处之也。
    这次训话，既把汉官极力丑化，揭露他们曾为阶下囚、穷汉子、败将战俘的老底，又点出他们心向明国、不捕奸细、不查叛逃的罪状，并以私通明国的汉官被斩为例，予以威胁，用词的严厉，实为罕见。这次癸亥汗谕，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努尔哈赤对降金汉官已由任用、依赖，而转为怀疑、疏远了。
    更能说明这一间题的典型例子，是金国汗对爱塔和抚顺额驸的惩治。

温柔一剑

    （三）爱塔谋叛

    爱塔，原名刘兴祚，初因违犯明国法令，开原道将予以杖责，兴祚又怒又惧，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离开父母妻子，逃人建州，努尔哈赤甚喜，“授以备御之职”，改名爱塔。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进驻辽东后，爱塔驻防金州，升为游击，六月进为参将，八月升副将，管辖金州、复州、盖州、海州四州。其侄为海州参将，弟为游击，在当时的汉官中，可以说是官运亨通的名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刘兴祚竭力为金国汗、贝勒服务，追捕逃人，胁迫避居海岛的辽民降顺，击杀明朝官兵。《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二十三，载录了刘兴祚的投金及其在天命六年四至六月立功升官的情形，现摘录如下：
        乙已年（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太平之时，爱塔弃其父母妻子故乡，来归于汗，汗惠爱之，授以备御之职。得辽东后，给与游击之职，遣官金州。到金州城，见城内惟有书生二人、光棍十余人。次日询之，回报皆已避遁入海，乃遣十余人，分二路把守海岸通道。夜间，有二船来此岸取粮，捕十五人，夺其船。得此船后，致书各岛劝降，十五岛之民尽数归降。
        此后，四月十六日，闻登州之人驾船三十四只渡海，来金州，遂连夜往迎，遇敌交锋，射死四人，擒二十七人而回。海内七十里外，有一广鹿岛，杀我方遣去招降之一人，捕一人解送山东，乃乘船前往，擒何游击，获二千余人，以及金一百两、银一千三百两，拾刻褂皮钝子、衣服、绸帛共三百件，送来。
        又，登州之兵，驾船七十五只来攻，我往战之，射毙七人。其兵败退，爱塔率一百五十人，乘船往追，不及而返。又，明国翰林院给事中等官，赛赐朝鲜国王衣服，朝鲜之二总兵官、一侍郎送彼归国，乘船二十只行于海，因未得顺风，漂至金州岸边海岛。六月初七日闻讯，爱塔率三十人往，其众官员登舟已去，未能捕获，不及登舟之朝鲜人五十二人及明国之人九十人，悉被擒获，得银四两。
        因有此功，升爱塔为参将，赐银五百两、备有鞍辔之马、甲胃、细甲叶袖、弓、撒带、箭二十支、帽、带、靴等，尽赏与之。
    此后，刘兴祚继续斩杀明国来兵，搜寻明将派来的奸细，追捕逃人，为巩固金国辽南辖区，防敌，平叛，止逃，立了大功。
    刘兴祚还负责催征所属兵民上交租赋。天命六年十一月，刘奉汗谕，运送盖州官中谷草于耀州，以饲养军马。十二月，又三奉汗谕，赶送盖州、复州官赋之草，运往辽阳，并速将盖州、金州、复州官赋征收押运。第二年二月，汗令刘兴祚将金州、复州、盖州、海州四卫会驾驶木船的人员，尽行查出，使运右屯卫的粮谷。又叫刘兴祚督促役夫，“要不分昼夜赶快用刀船架桥”，“要勤勉地多煮官赋之盐”。
    刘兴祚的效劳，受到金国汗的嘉奖。努尔哈赤不仅一再给刘升官晋职，还常下汗谕，劝其谨慎小心，防护身体，免陷奸计。天命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努尔哈赤谕告刘兴祚之侄海州刘参将说：“尔参将和我处之人一样，河西之人将要下毒，谋害尔，尔食物之时要注意。尔要注意自己身体，多派遣可以依赖之人看守尔家之门。送信给尔叔爱塔说：食物时，要注意，多派可以信赖之人守门。”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达给刘兴祚的汗谕，对双方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摘录如下：
          汗之书下于爱塔副将：汝_上之书，皆已看阅。依照旧例汗所规定征收之各项官赋，勿增勿减，照旧征收。辽东周围与女真合住地方之人，草尽粮缺，若不将女真未至地方之一谷、草征收通融，则兵马何得而食。汉官私下擅自征收之谷、草、小麦、芝麻、线麻、蓝、笔、纸等诸物，俱皆革除。为此，今后差遣官员，皆以汗之库银与之，令其持带，各自买肉肴而食之。只给以米，用以食饭。刘副将要将此谕下达及南边四卫之人，南四卫之人皆信尔之言。要善为教谕，语以更新之际，虽有所苦，然汗之政法明矣，终将得安。尔须善慎其身，勿陷当地人之奸计。
    这道汗谕，讲了刘兴祚肩负催征官赋的责任，讲了汗要革除汉官勒索民人的“仁政”，而这个仁政，只有爱塔副将才能宣扬，辽民才相信。它还表明汗对刘的信赖和爱护，叮呼刘要“善慎其身”，防中奸计。进人辽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刘兴祚与金国汗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
    虽然努尔哈赤欣赏刘兴祚的才干，依靠他来维护辽南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的统治，多次嘉奖厚赏，越级提拔，半年内由备御三次升迁，晋为副将，成为降金汉官中仅次于汗之女婿抚顺额驸李永芳、西屋里额驸佟养性的第三位高级汉官。刘兴祚在一段时间里也确实尽心效劳，在征赋、防敌、平叛、止乱、捕逃、安民等方面，为保卫汗、贝勒的江山，出了力，立了大功，双方互相依靠，各有所获，关系是密切的、融洽的。但是，历史是变化多端的，辽东地区反金斗争的惊涛巨浪，冲断了联络双方的桥梁，这个曾经效忠于金国备受汗重用的爱塔副将，经过彷徨犹豫，最后终于走上叛金归明的道路。
    明人李介所著《天香阁集》的《刘爱塔小传》，对刘兴祚的反正始末，作了如下叙述：
        刘爱塔，辽人也，幼俘入□，伶俐善解人意，某王绝爱之，呼为爱塔。爱塔者，爱他也。及壮，配以□□，使守复州。爱塔素有归朝意，东江总兵毛文龙使人招之，为人所告。某王发兵围复州，缚爱塔归，将杀之，□□泣请，乃免。（后卒归明）。
    马晋允的《通纪辑要》，亦载有刘兴祚的事：“天启三年九月，麻羊守备张盘收复金州。先是，奴以刘兴祚守复州，兴祚欲反正，事觉，奴缚之去，尽戮金、复等处辽民，逃者甚众。”
    上述二书都讲到刘“素有归朝心”，要反正归明，此说不够准确。刘兴祚原来是真心为金效劳的，但后来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逐步不满金国，有了回明的念头，并于天聪二年（1628年）潜逃入明，率军对抗金兵。为什么刘兴祚会尽改初衷，从叛明降金转化为归明抗金？显然这是与他的亲身经历和辽东人民的反金浪潮密切相关的。
    刘兴祚本来是因为不满明朝官将的欺压凌辱，在即将“挞之”的威胁下，被迫抛弃父母妻子和故国家乡，从开原逃入建州的。但是，十七八年的经历，特别是天命六年三月进驻辽东以后一年多的耳闻目睹及其亲身所作所为，使他感到，此处并非天堂，八旗官将并不是为民谋利的救世主，他们一样是掠夺民脂民膏，谋己私利 ,其残酷性、野蛮性、贪婪性，比诸明朝的贪官污吏凶横悍将，有过之而无不及赋重役繁，冤狱频兴，掳掠盛行，杀声不绝，幅员辽阔的辽东地区，找不到一处安静之地，广大辽民被斩被掠被迁被徙，哭声遍野，血流成河，流离失所，惨不忍言而在这造成辽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地狱过程中，刘兴祚不仅并未置身事外，不能自夸清白，相反，他却成为金国汗的得力鹰犬，起了女真官将不能起的恶劣作用，是造成这场灾难的重要帮凶。才干出众，武艺超群，胸怀大志的刘兴祚，竟成为千人骂万人恨的民族败类，真是既可悲，又可恨，实在令人痛心。这是促使刘兴祚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叛金投明的重要因素。
    天命七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也给刘兴祚以极大的刺激。这年的三月，总兵官穆哈连遣马守堡去带领筑造城池的人夫车辆和牛，此人玩忽职守，不去催促牛、车和人夫，却在村里大肆敲诈民财，勒收银两。村民向爱塔副将告状。刘兴祚将马守堡带来询问，责备马不去催促车牛人夫，却索取民银，将马逮捕。穆哈连知道后，派阿布尼送信给爱塔说：“此路系汗给与我之地方，尔为何逮捕我所派遣之人？”爱塔说：马守堡犯有勒索财物之罪，因而逮捕，须另差催促人车牛的人员。阿布尼不听，耍无赖，不住在给他找的房屋，“却执拗地住在爱塔副将之门下”。刘兴祚忍无可忍，携带穆哈连送来的文书，向法司告发。法司审问穆哈连说：“尔为何不与众人商议，倚仗大臣之势力，遣人至他地挟逼？”遂定其罪，革其总兵官，“尽夺其一满洲牛录、三千汉人、于广宁所赏之财帛及所赐之人”。
    这个官司，刘兴祚虽然打赢了，但得罪了穆哈连，此人久经战阵，历任固山额真、总兵官要职，深受汗的重用，地位很高，权势很大，将来势必要找机会报仇算账。而且，一个汉官，竟然敢于顶撞上司，告女真总兵官的状，还告准了，兔死狐悲，其他女真官将对刘也不会有好感，刘兴祚为此事得罪了一批握有实权的女真高级官将，种下了祸根。金国汗的验马乌尔古岱，身任督堂、总兵官，权势赫赫，就曾公开宣称，和刘兴祚“有仇”。机智的刘兴祚，对此事的后果不会不考虑，很难安枕了。
    过了两个多月，六月初七日，刘兴祚又告了一状。盖州北面30里的博罗铺，瑚什塔牛录的阿哈硕色，欺压与他合住的汉民，使用汉民的牛耕田，役使汉民干活，强迫汉民之妻煮饭，汉民养的猪，只给一二文钱，就把大猪“蛮横地捉去宰杀”。汉民向刘告状。刘兴祚遣一人送去满汉文合写的文书，宣传汗禁止女真欺压合住汉民的命令。阿哈硕色竟撕毁文书，捆绑派去之人，并蛮横地喊叫：“爱塔系何等大臣，与我合住之人，尔凭什么审断。”刘兴祚又派二人前去，差一点被对方捆绑殴打。刘兴祚向上告状。法司命将刘兴祚遣去之人执送辽东，令瑚什塔牛录之人前去擒拿阿哈硕色。
    这些事实表明，哪怕刘兴祚尽心竭力为汗效劳，也不会博得八旗贵族的真正信任，更谈不上对其尽职的尊重，仍然是汗、贝勒的“外人”。虽然他已荣任副将，被汗委任主管金、复、海、盖四卫，但并没有什么实权，连一个违法虐民的女真牛录下的阿哈都管不了，如果要坚决履行职责，执行法令，依照汗谕稍微保护一下汉民的合法权益，他就会引起依仗家主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奴及横蛮随员的反击和蔑视，遭到他们的主子—八旗女真贵族官将的压制，惹恼掌权者，碰得头破血流。这些事实深刻地教训了刘兴祚，促使他下决心脱离金国，返回明境，走上抗金之路。
    辽南金州、复州、海州、盖州，邻近大海，易与明国官将联系，明东江总兵毛文龙派来的奸细活动频繁，汉民早就秘密开展了反金斗争。刘兴祚利用主管四州的职权，积极准备，待机起义，人多嘴杂，风声难免泄漏，金国汗听到毛文龙派人潜来的消息，下令清查。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督堂下达文书说：“据悉毛文龙遣派五十人，离间吾国”，若即擒拿送来辽阳。“若不拿送，被他人告发，则治以灭门之罪”。山由岩以南，令副将爱塔清查。第二天，金国汗又下达汗谕，责令戍守南海沿岸的统兵大臣严加搜寻。
    刘兴祚置之不理，继续进行反金准备工作。不料，叛徒告密，走漏了消息。这个汉民族的败类从复州跑到辽阳告发说：复州城里的男丁，原来只有7000丁，现在增加了11000余丁，还接受了从那边（明国）来的奸细和札付。复州之人将全部叛逃。开始，汗、贝勒还半信半疑，但因事关重大，遂于天命八年五月初九日，遣大贝勒代善带兵二万，前往察看，相机处理。代善到后得知，仅仅四五个月，复州的男丁就比八年正月清查时多了11000余人，“还把所有的粮谷全部作为炒面”，“叛变之事是真的”，遂纵兵大肆屠杀，撤消了复州，分成许多地方。
    刘兴祚身为掌管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的主将，常在复州驻守，复州全城居民合谋叛金，欲图逃往明国，没有他的支持、组织和默许，怎能进行？因此，他是难逃法网了。明人说，刘兴祚在复州被擒欲斩，后免死。此事《满文老档》虽无直接的记载，但有两条材料可以作为参考。一是五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谕大贝勒代善：“勿绑缚抚顺额驸之子及爱塔之族人，著人看守解来，彼等之罪，尚未询明，不知本末，实属妄为。”此谕表明，大贝勒代善平定复州汉民叛逃时，曾将爱塔的族人逮捕，听候汗的裁夺。可见，刘兴祚与复州民叛之事，关系不浅。另一条材料是七月初三日的处理：“革爱塔副将之职，降为参将。”为什么爱塔要降为参将？显然是汗、贝勒怀疑他与复州民叛有关，但是，或者是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刘又善于辩解，难以定死此案；或是努尔哈赤欣赏其才，考虑其在汉官汉民心中的威望，在没有确证之前，姑且免死不杀，留观后效；还是有权贵为其求情，如像《刘爱塔小传》所说，“□□泣请，乃免”。《清史稿》卷二二八《库尔缠传》亦载称：刘兴祚因“索民财货，被计解任，遂有叛志。事屡败，太宗屡覆盖之。”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点是明确的，刘兴祚因与复州民叛有关，被降为参将，其族人亦曾一度为此被捕。
    刘兴祚的行动，很易引起汗、贝勒对汉官的猜疑。既然这个早在建州强大之前就自愿来归的刘兴祚，这个由一介布衣上升为主管辽南四卫的高级将官刘兴祚，这个曾为金国汗出生人死屡斩明兵军功累累蒙汗嘉奖的“忠臣”刘兴祚，都能改变初衷，冒着斩首籍没灭门诛族的危险，进行叛金活动，欲图归返故国，那么，那些战败而降的汉官，那些未任要职未蒙重奖的汉官，岂不是更会动摇变卦，更易与明国私通，叛金投明吗？

★褈剑芜锋★

这个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