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传染——一个沉重的话题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亲爱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学啊。您有不满去上访，我要活着回家。”这是郑渊洁在泰兴幼儿园凶杀案之后的即兴之作。是的，从南平到雷州，再到泰兴——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孩子屡屡被杀，这样的故事竟已成“老生常谈”。此情此境，任何“理性”的谈论，都不及这一首朴素的小诗，更能安抚我们的心绪。
恶人不仁，以孩子为刍狗。抛开这最近的血腥不说，前一天，雷州校园凶杀案发生之时，正是郑民生枪决之日，目睹这一吊诡的情形，敏感的人们会说，是郑民生的“灵魂附体”了。这固然耸人听闻，但不能不令人深思：谁敢保证，雷州、泰兴的行凶者，不是出于对郑民生的模仿？
我们来分析三名行凶者的身份：南平案郑民生，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新职不成；雷州案陈康炳，为事发学校病休老师；泰兴案徐玉元，曾被保险公司辞退，并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三人皆因挫折而对生活产生绝望，继而“报复社会”，而报复的对象又都是孩子。这相似的犯罪动机，可以用“犯罪传染”来形容。
令我们感到恐怖的是，为何杀人的郑民生遭千夫所指之时，竟还有人成为他的后继者？我们应该记得，面对宣判时，郑民生竟高呼自己无罪！是什么让他感到作恶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而雷州案发后，陈康炳试图跳楼自杀，是什么让他在寻死之前偏要拉上无辜的孩子作为“垫背”？
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人的行为都不是孤立的，包括杀人。否则，杨德昌导演不会用3个小时的电影时长，来追忆那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样，这三件凶杀案，必定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
当孩子一次次成为受害者，任何评论都可能是无力的。我们只是期许，这是最后一次就这样的话题作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孩子哭泣。 社会的悲哀，无辜的孩子们 社会原因 特色哦 难道这是因为现在竞争激烈，工作压力过大所致？人们普遍都产生了生存危机感，在当今社会中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只有不断的去违法、犯罪，以通过不法渠道获得生存的砝码——人民币以及相对应的地位和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种社会现象真的是无法遏制了，只有如此演变下去，一个又一个的郑民生和陈康炳，然后是无辜的孩子和不断的枪决！ 到底是谁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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