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孩子非常困难 Think again DNA数据库联网晚，数据库资源不完善
2009年4月9日，全世界首个“打拐DNA信息库”在我国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由各地方负责机构一方面对丢失孩子报案的家长采集DNA样本，另一方面对各地在街头流浪乞讨和被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一律采集DNA样本，并将这些数据录入到专门的全国联网的统一数据库。由于建立的时间较短，效果有限。据公安部透露，从2009年4月以来，全国共破获各类拐卖案件34212起，打击处理拐卖犯罪人员36097名，解救被拐卖妇女23085名、被拐卖儿童13284名，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比对，仅为1040名解救儿童找到亲生父母。拐卖儿童行业已经产业化，难以彻底铲除
自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到出现贫富分化开始，不但是拐卖儿童，有不少行业都已经形成了产业化。比如制假贩假、盗抢团伙、卖淫嫖娼等等。任何事情，只要形成了规模化、产业化，先彻底铲除就比较难了。打拐之所以难，屡禁不止，应该说和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产业化有很大关系。产业化的标志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供求都有一定的数量，而且有中间商——人贩子，形成了产业链，这些在拐卖儿童的案件中都已出现。
取证难、追逃难，打拐案侦破难度大
儿童被拐案不像入室盗窃、抢劫的案件，现场一没物件遗留二无痕迹，加上接警时往往是在家长寻找未果后，间隔的时间较长，错失了侦查、抓捕时机；同时，有的地区人口流动特别频繁，作案后犯罪嫌疑人往往逃离当地，寻找线索的难度比较大。根据东莞警方的通报，2000年以来，东莞市尚有121宗拐骗、拐卖儿童案未侦破，约占立案数的50%，其中有不少案件无法找到线索或是儿童通过数次的转手后断了线索，东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李灼华深有感触地说，儿童被拐案破案有三难：取证难、追逃难、解救难，“打拐”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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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不配合，阻碍被拐儿童解救
此外，买方法律意识不强也使得解救工作不顺利。甚至当民警已经到被拐儿童所在地准备接回被拐小孩时，一些地方群众宗族观念较重，想尽种种办法把买来的孩子转移，给解救带来很大难度。
2009年10月29日，公安部公布了60名已被解救的未查清身源被拐儿童信息，截至今年6月仍有54名孩子在苦寻回家路
拐卖犯罪集团化特征明显。有人在拐出地拐，有人负责中转，有人负责在拐入地卖，形成了一个网络。成功解救之后，善后工作难度更大 Think again 父母难寻，解救儿童有家难回
2009年10月29日，公安部公布了60名已被解救的未查清身源被拐儿童信息，截至今年6月仍有54名孩子在苦寻回家路。由于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家长无法认领被解救的儿童，另一方面，被解救的儿童由于信息缺失，无法找到家长。
此外，根据山东商报报道，在云贵川地区，出现了“自生自卖”孩子的现象。很多妇女将生下来的亲生骨肉以五六千元左右的价格将孩子卖给人贩，对于这些父母来说，孩子和小猫小狗一样，没什么区别。生下来就卖，卖完了再生。他们把卖孩子当成了一个赚钱的途径。这些父母既然打算卖掉孩子，就不会再有找回孩子的打算，他们既不会向公安局报案，也不会将信息提供给DNA数据库。
规则不完善，福利院不情愿接收被解救儿童
对于儿童福利院来说，由于缺乏相关规定，福利院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被解救孩子，往往需要政府的命令。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其一，接收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不是民政部门的长期职责，按照法律规定，儿童福利院的收养对象是弃婴和孤儿；其二，数量问题。如果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很多，突然来一大批，儿童福利院的承受能力也受到挑战；其三，经费问题。这些孩子的生活、医疗以及其他费用，谁来负担？其四，风险问题。这些解救回来的儿童若发生死亡，责任谁负？另外，庞大的认领工作，也将对福利院的正常工作造成干扰。
这些未查清身源被拐儿童往往被送回买主父母家
在无法找到被解救儿童的亲生父母的情况下，民警往往会同意将孩子交给买方入户继续抚养，公安机关会同收养人之间签署协议，不得虐待儿童，并且一旦小孩轻生父母找上门来，养父母必须将小孩退还。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选择，而且这个不规范的权宜之计显然存在不少隐患。从法律角度看，这些买主并没有获得监护人地位，只是警方承认的暂时收养人；第二，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其合法性、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三，被收养孩子的户口问题无法解决，小孩在受教育、就医等方面就会面临很多问题；第四，买主重新领回孩子，会造成更多人的侥幸心理，削弱打拐及惩治人贩子的威力。
尽管“打拐”战果显著，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中国的“打拐”行动仍面临长期作战的压力。打拐之后，我们该做什么？ Think again 运动式打拐不可取，打拐需更制度性地介入
7年前，媒体曾报道宫小村拐卖残疾儿童外出乞讨的新闻。当时报道一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拐运动。可随着媒体热点和关注点转移，宫小村淡出舆论视野后，运动式打拐很快乏力，热度迅速归零。今年1月，由学者于建嵘掀起的“微博打拐” 也遭遇到了从“打拐”转向禁止儿童乞讨的尴尬，而关于“微博打拐”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论也达到极端，并且在浮躁的热点转换中迅速冷却。要避免这种现象，打拐需要减少对媒体推动的依赖。报道后，媒体已经完成了使命，需要其他社会力量制度性地介入，包括立法部门的立法、执法部门的执法，以及其他部门合力共同铲除拐卖残疾儿童乞讨的社会土壤。
灵魂的解救远比身体解救艰难
身体的解救容易，但灵魂的拯救绝非易事。一些孩子在经受了生死分离的考验后，有心理疾病，被拐的经历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内心世界往往十分封闭，即便是那些被送入福利院以及买家好好抚养在被拐身份曝光之后同样面临精神方面的问题。
拐卖儿童，毁灭的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未来，更是一整个家庭的未来。在深圳，被拐走一岁儿子的孙海洋为寻子，3年多来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找孩子和上访成了他生活的两条主线。安徽人侯殿明夫妇在孩子丢失后，几乎天天以泪洗面，为寻找女儿，侯殿明夫妇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前后累计有十多万元。湖北荆门的何绍群和其他被拐儿童父母一样，他们报警，他们张贴寻人启事，他们也因为一条线索而赶赴异地，他们甚至还聘请了私家侦探，但一切都是徒劳。这些家长们同样需要精神上的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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